谷正文晚年在接受日本采访时，罕见地流露出对吴石案的复杂情感。他坦言："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并承认在审讯过程中"低估了他的意志力"。当被问及是否后悔时，他沉默良久后说："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 
 
晚年的谷正文，在日本 NHK 镜头前再提吴石案时，终于没了昔日“活阎王”的狠劲。他承认，吴石案是自己一辈子最重的包袱，也坦白说，当年审讯时彻底低估了吴石的意志力。
 
这个曾在台湾保密局一手经办多起大案的特务头子，临到晚年才发现，有些人可以被抓住身体，却永远无法被夺走信仰。
 
1950 年 2 月，舟山沈家门的私立存济医院阁楼里，朱枫已经等待接应船只七天。她原名朱谌之，是隐蔽战线上的资深情报员，受华东局派遣赴台，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中，取回台湾战区防御图、海防兵力配备等绝密情报。
 
吴石代号“密使一号”，身居高位，却把最危险的资料送向大陆。朱枫完成任务后准备经舟山返回，却因封锁被困，窗外化装成渔民的特务已经盯了多日。
 
特务破门时，朱枫没有慌乱。她把藏有剧毒的金饰塞进纽扣夹层，咬碎毒物试图殉职，只因剂量不足未能成功。那枚带血的纽扣，后来成为见证英雄气节的实物遗存。
 
她清楚，自己一旦落入敌手，背后牵连的是整个地下情报网。可真正让大网崩塌的，并不是她，而是蔡孝乾的叛变。
 
蔡孝乾曾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也是台湾地下党核心负责人。1950 年 1 月，他被捕后很快在保密局压力下妥协，供出朱枫与吴石的联络关系，还交代了吴石副官聂曦办理通行证的细节。
 
再次被抓后，他更是交出地下党完整名单，并把朱枫联系方式写在十元钞票上。台湾地下情报网几乎因此全面崩塌，谷正文也正式接手这起震动高层的大案。
 
起初，谷正文没有直接证据抓捕吴石，便使出“夫人计”。他把吴石妻子王碧奎诱到保密局，谎称朱枫已经全盘招供。慌乱之下，王碧奎说出了丈夫与朱枫多次秘密会面的情况。
 
1950 年 2 月 27 日晚，谷正文又以“夫人急病”为由，把正在参会的吴石骗回台北青田街吴公馆。吴石一进门便察觉异样，拔枪反抗，却被埋伏特务制服。
 
接下来的三个月，谷正文以为自己能像过去那样，靠威逼酷刑撕开口子。可吴石不是蔡孝乾。酷刑之下，他始终坚贞不屈，反复说着“死不足惜，自由可贵”。
 
哪怕身受重伤、数次昏死，也没有吐露党的机密。谷正文后来在手稿里承认，自己原本笃定胜券在握，却没想到吴石的意志如此坚定。那不是肉体能扛住多少痛，而是信仰早已把底线筑成了铁壁。
 
1950 年 6 月 10 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沙土潮湿，这片被称作“血沙埔”的地方，迎来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革命者。
 
吴石穿着整齐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临刑前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朱枫高呼口号，从容赴死；聂曦对着镜头淡然一笑；陈宝仓将军也一同殉难。枪声响过，谷正文站在刑场边抽烟，却没有半点胜利感。
 
他后来在《吴石案补遗》中写下：“我输了，输在太相信眼睛。”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挫败。特务可以逼供，可以逮捕，可以处决，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明知必死还不低头。
 
相比之下，叛徒蔡孝乾虽然一度被重用，晚年却因贪污身败名裂；吴石则在 1973 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仍嘱托要找到并照顾好他的子女。
 
谷正文后半生始终被吴石案缠绕。他说“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听似洒脱，实则满是沉重。
 
1995 年，他写下：“有些人，你抓得住他的身体，却永远抓不住他的心。”这既是他对吴石的承认，也是他一生冷酷之后才读懂的答案。真正的胜负，从来不只在刑场和审讯室里，而在一个人最后有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