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甘泗淇批评贺龙师长太过残忍，贺龙反问他难道你还心疼吗？两人究竟为何发生争执
1940年初春，晋西北的山风还透着寒气。120师翻越黄土岭后首次得到两天整编的机会，可县城民房有限，大部队挤不下，帐篷又挡不住夜里的冷雨。消息刚传到指挥所，贺龙脸色立刻沉下来。
院子里，他抄起那只老烟斗，一袋接一袋地抽。炕沿下蹿出一只瘦小黑狗，在他靴边摇尾打转。下一秒，皮带呼地甩去，小狗夹着尾巴躲进角落。值班兵站员凑上前汇报，话没说完，脑门就被烟斗磕了下，火星四溅。贺龙咆哮：“几千号人睡哪？你们光知道推！”屋里传来一声压低的提醒：“老贺，别拿同志撒火。”说话的是正在发烧的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甘泗淇衣被半披，靠在炕头，脸色蜡黄。他的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满院怒气。“太残忍了，”他指的是那条被吓得直哆嗦的小狗。“心疼畜生？”贺龙皱眉。“心疼战士，”甘泗淇慢慢起身，“要是真闹到民房不让住，受苦的是他们。”

在120师，谁都知道一个急，一个稳。贺龙冲锋时敢拼命，后勤一出岔子就暴躁；甘泗淇擅长和地方、群众打交道，病了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搭档并非偶然。时间拨回1936年秋，长征途中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那天傍晚，四方面军的火线剧社搭起篝火，小号一吹，全营围坐。演到《红军不怕远征难》时，贺龙看得眼睛发亮，转身对甘泗淇嘀咕：“凭啥咱们没有？”甘泗淇嘴上笑，“你又没叫我办。”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去找陈昌浩、傅钟要剧本、借演员。不到一个月，“战斗剧社”挂牌，180多人唱歌跳舞，沿途慰问战士，进了延安还让毛泽东点头称赞。那次默契配合，此后一再复现。
回到晋西北的雨夜。贺龙在院中踱步，烟蒂落了一地。甘泗淇披衣出来，微微弯腰却不肯坐轿子。“身体要紧。”贺龙终究心软。“挂彩的士兵能坚持，我也能。”一句话堵回去，他带着宣传股、民运股的几个干事，摸着雨巷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抗战形势，说明借宿时长，不扰民、不少粮。县里动员委员会也被连夜拉起来，富户主动腾出厢房，庙里的香客屋、学堂空教室全腾出来。拂晓前，连最后一连也找到了屋檐。

传令兵回报时，贺龙刚把那只黑狗抱在腿上顺毛，嘴里念叨：“怪我脾气坏。”他抬头见甘泗淇顶着汗珠站在门口，咧嘴一笑：“你这病没白犯。”
在八路军，每个师的政治部都得盯两件事：鼓劲和安民。前者为士气，后者保后勤。官兵老少几十条军需线，离不开县区群众。贺龙懂这个道理，可遇到突发困难，急脾气先行；甘泗淇则像润滑剂，软着陆、硬推进。一次剧社、一桩住屋，把这种互补展示得淋漓尽致。

午后云开。战士们在空场晒被褥，战斗剧社的锣鼓也敲了起来。有人问甘泗淇：“主任，剧社用得上吗？”他指着兵士们笑：“枪要擦，心也要亮。”远处的贺龙大声吆喝：“听见没有？老甘又给咱立了功！”众人哄笑，山谷里回荡着歌声。休整完毕，120师收拾行装，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