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伦敦，她的遗嘱骤然震动北京：全部财产赠予朱德，唯愿遗骨归葬中国大地。
一纸遗嘱，从英国传到北京时，许多人沉默了。它没有华丽词句，也没有复杂安排，却把一个美国女作家对中国的牵挂，写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史沫特莱没有把财产留在西方，也没有要求葬回故乡，她把著作收益、积蓄交给朱德处置，只留下一个愿望：死后回到中国。

一个出生在美国贫苦家庭的女人，为什么会把身后归宿放在万里之外？答案不在临终那一刻，而在她二十多年与中国命运的交会里。
1928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战乱不断，城市里有贫民，乡村里有饥寒，许多人一辈子都被压在苦日子里。她看到这些，不是简单写成几句感叹，而是把底层人的处境、战争中的伤痛、民族求生的挣扎，一点点写进报道和书稿里。
她的笔，常常带着现场的尘土。她采访工人，也接触学生；她关心妇女命运，也关注战场上的普通士兵。
她写中国，不是只写大人物怎样做决定，而是写那些被时代推着走的人，怎样在破碎生活里寻找出路。这一点，让她和许多来华外国记者不太一样。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局势突然紧张，外界消息真假混杂。
史沫特莱当时身在西安，她用英文向外传递现场情况，让国际社会听到不同于片面宣传的声音。她清楚，新闻一旦失真，外面的人就很难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1937年，她到了延安。那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场面，更多是窑洞、土路、简陋办公桌和紧张的工作节奏。
可她在这种艰苦环境里，看到了另一种力量：纪律、信念，还有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愿望。她与朱德的接触，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深入。
史沫特莱后来决定为朱德写传记，并不是为了写一个传奇人物。她更关心的是，一个从贫苦环境中走出来的人，怎样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又怎样把个人经历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连在一起。
朱德向她讲述过许多往事，她则尽力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伟大的道路》的基础材料。这本书的意义，不只在于写朱德个人经历。
它让海外读者通过一个人的成长，看见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土地上生根。史沫特莱明白，外界对中国有太多误解，而她能做的，就是用真实接触过的人和事，搭起一座理解中国的桥。
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没有退到安全地方。她穿行在战区，去看伤兵，去看医疗条件的匮乏，也不断向外界呼吁援助。
她支持国际医护人员来华救助伤员，推动更多人关注中国抗战的艰难处境。她身体并不强健，却长期把自己放在危险和奔波中。
她对中国的支持，并没有给她带来安稳生活。1941年后，她因病返回美国，仍继续写作和演讲，讲中国的抗战，讲她亲眼见到的事实。
可冷战气氛加重后，她在美国受到怀疑和攻击，被无端扣上“间谍”帽子，工作和生活都遭到很大打击。对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被剥夺信誉几乎等于被切断呼吸。
可是史沫特莱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她知道自己支持的不是某种空洞口号，而是她亲眼见过的中国人民，是在战火中挣扎求生、又努力站起来的一群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海外时，她十分激动。
她想回中国，想看看那个她惦念多年的国家终于迎来新局面。可是病情已经不等人。
1950年春，她在英国接受胃部手术，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临终前写下遗嘱，把最后的安排都指向中国。她把财产交给朱德，并不是普通的私人赠与。
她相信朱德会明白这笔钱该怎样使用，也相信中国会把这份情谊放在合适的位置。她还提出，希望骨灰安葬在北京，希望墓前能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这些话没有夸张，却字字像交代归宿。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去世，年仅58岁。
消息传到北京后，许多人感到悲痛。她不是中国人，却把人生最重要的岁月和中国绑在了一起；她没有血缘亲属在这里，却把最后的信任交给了中国朋友。
这种选择，很难只用“友好”二字概括。1951年5月6日，北京举行了史沫特莱追悼会，文艺界、新闻界数百人参加。
茅盾、丁玲等人缅怀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原定当天安葬，后因墓碑和相关安排需要完善，正式安葬推迟到5月16日举行。她最终长眠于北京八宝山。
安葬那一天，军乐声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完成了她遗愿中的最后一项安排。朱德题写的墓碑，写明她是“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
这个称呼朴素，却很准确。她把自己的一生，不是摆在中国之外评论中国，而是放进中国的风雨里理解中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她留下的稿费后来并没有成为私人财产。1958年前后，相关部门请示如何处理她在海外的款项，朱德批示用这些钱购买自然科学、冶金、化学等方面的国外新书，寄回国内，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使用。
史沫特莱把身后财产交给朱德，是一种托付；朱德没有把它看成个人馈赠，而是转化为知识资源，是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