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修元是最受戴笠倚重的军统要员之一，1938年5月被戴笠派往已经沦陷的上海，担任沪区书记，协助前后任区长周伟龙、赵理君、陈恭澍等人开展对日特种工作。郑氏在沪工作一年半期间，参与或主持对敌行动上百起，击毙重要汉奸不下数十人，戴笠对其青睐有加，评价其为“本局不可多得之内勤人才”。
郑修元对上海潜伏工作的惊险经历刻骨铭心，晚年曾发表若干文字忆述其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郑氏在忆述文字中，对当年顺利执行的众多对敌行动鲜少提及，却不惜笔墨撰写了一篇《一件未完成的锄奸案》，于1966年发表在台湾地区《春秋》杂志上。该案发生于1939年6月，由郑氏亲自参与设计，且在最终执行阶段不惜以身入局，冒险充当引敌上钩之诱饵。郑氏自述：“我不仅协同行动队长临场策应指挥，甚至亲身诱致该一对象进入我行动队员监视包围之内，当时情况几似瓮中捉鳖，手到擒来，而结果竟使其得以幸免一死，诚属大出意料。”正因如此，郑氏在事隔二十六年之后仍对该案耿耿于怀，在他笔下，不仅把执行对象的衣着搭配、颜色样式叙述靡遗，甚至在没有原始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将执行现场的房间号码、分座位置、周遭环境以及执行对象的逃逸路线都绘图复原，足见其对当时场景记忆犹新。
晚年郑修元
更可怪者，虽然郑修元对此案印象深刻，却对执行对象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通篇仅以化名代替，这虽然是军统人员撰写回忆文字时的常见做法，但也隐约透露此案的背景并不单纯。笔者将戴笠档案、当时报刊、郑氏回忆以及日方资料中对此案之记载相互对照，始知这一起看似平平无奇的枪击事件背后，隐藏着军统负责人戴笠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的高级较量，现将有关史实梳理、解读如下。
郑修元提到的“李文”究竟是何人？
郑修元在文章开头，提及沪区在1938年冬奉戴笠电令，开始和一个化名“李文”的人进行联络，以探查日方情报：
约在民廿七年冬间，有一天沪特区奉到戴先生电令，大意是有一位李文同志（此为化名，其真姓名姑隐之），具有日本方面之工作路线，曾留日有年，所识日方军政界要人甚多，其在沪所获情报将交由沪特区代为转报渝局，须指派高级干员与之秘密联系，不给固定月薪，随时由渝局电令沪特区转发其活动费。沪特区奉命之后，初由笔者与之晤面联络……其内容大都为日方要员土肥原贤二或和知鹰二等之行踪活动，有时亦为日方高阶层间之政治动向。此类情报在沪特区范围内极难判断其正确性，只能有报照转。
郑修元提及之“李文”在军统档案以及当时书报中均无从考证，但查1938年10月23日戴笠（淼、雨）致军统沪区区长周伟龙（任重）梗巳、梗未两电，提及有田象奎者化名“丁文”，切嘱善为运用，同时戴笠并致周伟龙转“丁文”梗未电，请多方刺探土肥原贤二在沪之阴谋。种种细节均与郑修元笔下的“李文”极为吻合，兹将三电抄录如下：
任重兄勋鉴。1、田象奎现已回沪否？田与和知、土肥原均有关系，务请派遣干员密切联系，善为运用，田前介绍之鲍观澄亦请予以运用，费用稍大在所不惜。2、奉领袖谕，对土肥原应设法制裁，不惜重赏。……弟淼叩，梗巳，汉。
任重兄勋鉴。田象奎以“丁文”化名致弟之寒电顷始奉悉。吾各级办事之迟缓，甚痛心也。田与土肥原确有关系，在武汉攻取之前后，敌必利用特务阴谋以制吾国之死命也。土肥原之行动，吾人应予密切之注意。田象奎虽汉奸，但尚不至完全欺骗吾人，万望吾兄派遣干员密切联系。前电请兄送渠之两千元，如未送去，希立即送三千元去为要。今后田之来电务请随时收发为盼。弟淼叩，梗未，汉。
任重兄，即转丁文兄。寒电辗转转来，顷始奉悉。土肥原抵沪后之所谋，务请兄多方刺探，详行赐示。何益之在港最近有何活动，如兄有所闻，亦盼示及。兄之用款已通知沪友即奉三千元矣。弟雨叩，梗未，汉。
由梗巳电中“田与和知、土肥原均有关系，务请派遣干员密切联系，善为运用”等语及梗未电中提及田象奎化名“丁文”等语，与郑修元所述“李文”具有日方工作路线，能提供土肥原、和知行踪以及戴笠电令“须指派高级干员与之秘密联系”各节均相合，可知郑修元所谓“李文”系“丁文”之误，其人真实姓名为田象奎。
田象奎，山西五台人，是一个经历复杂而行踪飘忽的神秘人物，就零星资料的记载来看，他早年在阎锡山部任职，1930年曾于反蒋联盟在北平召开的“扩大会议”中担任秘书，后为山西当局在外省奔走，联系各界人士。另据日本间谍横尾直治在抗战胜利后供述，田象奎于1934年春在天津与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相识，“帮助他了解中国情况，以便策划侵华”，从此与和知过从甚密。
1938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从事组建伪政权的阴谋活动，该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出面负责，因此外间称其为“土肥原机关”。据同年8月军统侦获之情报，土肥原机关准备对中国各地军政要员进行策反，其中华南方面由和知鹰二负责，和知决定以香港为活动据点，他在来港之前，先派其助手夏文运、田象奎在港进行布置。
土肥原贤二
和知鹰二（吴京昴先生提供）
土肥原、和知的计划既被军统方面侦悉，戴笠决定通过亲自掌握的人事关系，对和知助手田象奎进行策反，以期反制敌特活动。为戴笠与田象奎牵线的人物是吴泰勋，吴字幼权，系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在华北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1933年春在北平参加军统义务工作，戴笠经其帮助，得以接触很多华北军政人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泰勋为避日军拉拢，经戴笠建议，举家南迁香港。当1938年8月田象奎随和知在华南活动前后，戴笠曾自武汉致电吴泰勋，询问“田君已返港否”，并指示“如未回港，请即电促其来港一谈，因弟决日内派员赴港”。可见至迟在此时，戴笠已通过吴泰勋与田象奎建立了工作联系。其后田往上海活动，故戴笠电令军统沪区与田接洽。
军统义务工作人员吴泰勋（胡博先生提供）
戴笠命令沪区联系田象奎的首要目的是探查土肥原贤二的行踪，这是因为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重光堂”，土肥原本人常在该处活动。其次是田象奎曾将伪方要员鲍观澄介绍给军统方面“运用”，鲍观澄时任北平伪临时政府委任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军统借由其关系，可以探查日伪高层在南京方面的情报。
手持日本国旗的鲍观澄
此外戴笠还希望通过田象奎的路线，探查和知助手夏文运的情形。夏字承尧，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实为高级侦探，常奔走上海、香港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其化名“何益之”，似取“益于和知”之意。
正因田象奎是全面抗战初期军统能够运用的为数不多的探查日本特务活动的情报路线，故戴笠对其工作异常重视。时值武汉会战末期，大局晦暗不明，戴笠判断“在武汉攻取之前后，敌必利用特务阴谋以制吾国之死命”，故对土肥原的刺杀行动刻不容缓，对田象奎提供的土肥原活动“应予密切之注意”。然而田象奎在10月14日发给军统方面的机密情报竟然迟了十天才传到戴笠手中，故戴笠有“吾各级办事之迟缓，甚痛心也”之感慨，切嘱周伟龙“派遣干员密切联系”，并立即为田象奎提供活动经费。
11月29日，周伟龙因部属牵连，被上海法租界当局逮捕，军统沪区改由王天木担任区长。12月22日，戴笠致电王天木，令即运用田象奎（丁文），全力进行某项“历史之大业”：
……贤英小姐已回，请兄即与理君、永忠两兄详商，吾人应以全力进行，并许丁文以重酬，惟丁所谓他方亦在进行者，究系何方进行？或丁以此来讨价乎？务请设法刺探。总之此历史之大业，吾人应不惜任何牺牲，以达成此伟大之使命也。……
此电理君指赵理君，时任沪区副区长兼行动工作负责人；永忠即郑永忠，系沪区书记郑修元化名。“贤英小姐”当系土肥原贤二、和知鹰二之合称，而所谓“历史之大业”亦即针对土肥原、和知之制裁行动。
郑修元笔下的锄奸案情节
戴笠本对田象奎其人寄予厚望，然而时至1939年，他发现田某所供土肥原之活动情报“多不实在”，由此怀疑其人为土肥原派来的“反间”，对其态度也转而憎恨，旋令沪区对其进行制裁，据郑修元回忆：
约于廿八年初秋，一天忽奉戴先生电令，以李文所供情报多不实在，其人实为汉奸，且有反间事迹，应即予以制裁。恰巧奉令之际……在沪特区所有内外勤人员中只有笔者一人认识李文（除初期曾与晤叙联系外，后此奉令发给他活动费用，亦由我亲自转交），如果实时执行制裁，非我担任引线不可。
此时沪区系由赵理君担任代理区长兼行动第一队队长，其奉到制裁令后，决定如下制裁方案：制裁地点选在南京路陶园酒家二楼，由郑修元约田某在单间晚餐，由沪区行动第一队的一名分队长率领队员装作顾客，分布在散座；郑氏与田某吃饭时借故离席，行经散座，示意行动人员动手，行动人员即进入单间制裁；此时二楼顾客必因听到枪响一阵混乱，行动人员可乘机下楼撤退。
军统沪区区长赵理君
方案确定后，郑修元即依计打电话约田某餐叙。当天，田某不疑有他，应约而至，他红光满面，气色很好，“一如平时之衣履整洁，穿的是一套浅灰色花呢西装，项间系一条红色领带”。二人来到陶园酒家二楼10号房间，田某显然并无戒心，背向房门而坐，郑氏则坐在其左首。二人点了四菜一汤，开酒对酌。吃到一半时，郑氏盘算借故离座，他开口问田某：“龙先生前两天由重庆经香港回来上海了，你要不要和他见见面？”田某问是哪位龙先生？郑氏说：“龙先生是我们上海区的代理区长，他在重庆时，戴先生曾经谈到你在上海为我们帮忙的情形，并嘱咐他和你见面谈谈。”田某表示愿意见面，问龙先生现在何处？郑氏说：“就在对面大三元菜馆，我现在去邀他来此地与你会面，请你在此稍候。”于是郑氏离席，行经二楼散座，示意行动人员进入10号房间下手。
在郑氏与田某周旋之际，赵理君确实在陶园酒家附近，只不过不是在郑氏向田某声称的大三元菜馆，而是在陶园酒家斜对面的福禄寿餐馆。郑氏离席后，前往该处与赵理君会和，准备一同等候行动人员动手，在制裁完成后再行撤退。然而令二人诧异的是，过了十多分钟也没听见陶园酒家有什么动静。于是赵理君派一名交通人员前去查看究竟，据其还报，田某在郑氏离座后似乎起了疑心，他走出单间，在走廊与散座附近来回踱步，四处张望，行动人员因制裁对象未按预定计划留在单间内，不敢轻易动手。赵理君得知后，为免田某逃逸，当即下令，不管对象在单间内外，应即开枪击杀。
行动人员得到指示时，田某正在单间外面的走廊中走动，行动人员立即开枪，却未能命中要害，只将田某手腕击伤。田某立即转往走廊附近的厨房，下楼向后门逸去。由于走廊与厨房系曲尺形，而非直线，田某向厨房奔逃后，行动人员已很难继续开枪命中，加以其他顾客听到枪声，纷纷夺门而逃，情形纷乱，行动人员不得不先行撤退，制裁田某的行动竟以失败告终！显而易见，机警的田某已在郑氏离座后起了疑心，并在这段时间内确定了由单间外面的走廊转向厨房下楼这条最佳逃逸路线，准备一旦有变就立刻撤退。
郑修元手绘本案行动示意图，图中将陶园酒家误记为“南园酒家”，而将田象奎化名“丁文”误记为“李某（李文）”。
田某逃走后，赵理君、郑修元装作路人进入陶园酒家，向柜台伙计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对方答称：“刚才二楼发生枪声，有一位客人不知是那个房间的，匆匆从厨房后门跑了。”赵、郑始知行动失败，悔恨之余，除将制裁田某经过电陈戴笠外，并详加检讨失败原因：“1、执行制裁之行动同志当时稍欠沉着，未能在最近的距离下手，致使李某仅受微伤，得以逸去；2、李某受伤窜入厨房下楼由后门逃走时，行动同志如立即尾随追赶，仍有成功可能，惟时间极为短促，只要稍一迟疑，便失去机会矣。3、李某心怀鬼胎，又复机警过人，实为幸免之最大原因。4、执行之空间、环境不尽合理想，行动人员为顾虑撤退之安全，而未能再接再厉达成任务。”
而最让赵、郑耿耿于怀的是，他们之所以选定陶园酒家二楼为执行场所，是因为他们在设计制裁方案时，曾往该处用餐并查勘，赵理君认为该处可用，理由是行动人员执行制裁后可以从厨房下楼经后门撤退，“不料他所认为可作凭借的空间，反被对方予以利用，这岂不是百密一疏，抑是天意如此呢！”此后沪区再未发现过田某的行踪，甚至在任何报纸文书上“也从未见过他的真名字”。
以上均系郑修元回忆，内容详尽，细节丰满，惟未提供本案的具体时间。经检索当年沪上各报，可知本案发生于1939年6月2日，且各报所载与郑氏所述多有出入，其中报道最为详细的《新闻报》云：
昨晚七时左右有青年男子两人，一穿西装，一着华服，同往南京路六九一号陶园酒家进餐。斯时该酒家正在上市，顾客满座，该两男子即入座于统间内，令茶房进以小酌。当时身穿西装之一男子因便急，入厕所小便，小便毕，由厕所走出，经过十号房间门口，忽有人开枪，砰然一声，弹从该房间内飞出，弹中该西装男子之左手臂。当时该男子尚未知觉，待至回座后，忽觉臂上发痛，始知中弹，其时十号房间内之顾客亦已离去。
出事后，该男子亦并不声张，若无其事，即将账付清，与该同来之友人出走，雇车自投同孚路六十七弄同德医院，自称李子才，请求医治。该院中职员因事关枪伤，乃用电话报告成都路捕房，捕头得报后立派中西探员前往调查，悉该受伤之男子名田象奎，年三十五岁，寓居法租界亚尔培路四九二号公寓二〇一号房间，另一男子名张文一，系田之知友。讯其究竟，据云外间并无仇隙，枪为谁所发亦不得而知，但因所伤尚轻，并未留院居住，经医生包扎后即行出院返寓。
此外，《晶报》称中枪者为一“形甚漂亮”之西装少年，其友名“张文”，中枪地点为十一号房间门口。
就报刊所载来看，当时田某化名“李子才”，与其对酌之“知友”亦即郑修元化名“张文一”、“张文”，又田某原本化名“丁文”，故郑氏在多年以后把这几个化名混淆，将田某误为“李文”。将报刊所载与郑氏回忆对照，除了酒家名称、房间号数、中枪地点这类细节差异外，最大的区别在于报刊中的田某形象异常从容，诸如中弹之初并未知觉、仍回单间稍座、临走不忘付账等等，甚至称田某离店时仍与友人同行，这都和郑氏的忆述大异其趣。最令人怀疑的是，倘若田某真的在中枪之后毫无知觉，曾回单间小坐，那么沪区行动人员何不继续进入单间执行制裁？此点殊不可解。这些差异的存在，自然有可能是因郑氏时隔多年记忆不清，但更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报刊所载基本源自田某在接受捕房讯问时的谈话，他不想外界过分关注本案，给自己惹来更多麻烦，故有意强调“外间并无仇隙，枪为谁所发亦不得而知”，以便捕房将本案定位为一次并无政治背景的意外事件。
日文资料中对田象奎被刺案的记载
和知鹰二助手夏文运曾对“蓝衣社”（日方对军统的称呼）运用田象奎之事有如下回忆：
……根据参谋本部的命令，为组建中国最高特务机关，参谋本部的智囊——土肥原贤二亲自前来上海视察。当时他下榻于北四川路的“重光堂”，彼时我作为翻译，陪同他会见中方要人，并负责与各方联络的工作。
那时，维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消息已传入重庆方面的国民政府耳中，他们最为忌惮的便是唐绍仪出山。唐是中国的元老，又和孙文是故交。重庆方面非常担忧唐被我方利用，于是慌忙下达了密令：暗杀唐绍仪，同时暗杀土肥原。相当数量的重庆方面刺客随即陆续潜入上海。
我已隐约掌握这一情报。因为我始终随侍土肥原左右，我在华北时期的旧识田象奎屡屡出入我的住所——此人正是受以戴笠为首领的重庆特务机关“蓝衣社”之命，担下了暗杀土肥原的任务，甚至连他们夫妇海外旅行的护照都已领到手，活动经费也已收讫。因此，他总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频频到我这里来，企图打探有关土肥原的情报。起初我便觉得事有蹊跷，好在我方内部亦有各类同僚，他们将田的意图告知于我，并再三提醒我要加倍小心。这让我不由紧张起来，深感必须严加戒备。万一真的发生了土肥原遭人暗杀的事态，我自然要被追究责任，在特务工作层面上也将酿成大祸。
于是我便有意拟定了土肥原的虚假日程，以此迷惑重庆方面间谍的耳目。有一次，土肥原说要前往法租界会晤某位要人，我便向副官进言，请他尽可能不要前往租界。当时我想，陪在土肥原身边的应该是晴气大佐。
重庆方面搜集情报的准确性着实惊人。例如，此时上海大学校长何世桢（胡汉民的门人）将在法租界与土肥原会谈一事，田某早已获悉。因此，倘若土肥原的法租界之行当真付诸实施，重庆方面的特务工作班早已安排枪法出众的行动队在旁待命。当时，已有五六名行动队员被派至土肥原通行路线附近，正急切地等待着我们与土肥原路过的那一刻——倘若果真如此，其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由于我的进言，土肥原并未前往法租界，改为何校长前来会面，田某那帮人因此扑了个空。蓝衣社的精英特工们摩挲着手枪苦等多时，目标土肥原却始终不曾现身。如此一来，田象奎提供的情报便成了假消息，他本人也落了个谎报军情的下场，其在重庆方面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
土肥原启程回国、离开上海港口时，这一事实我对谁都没有提起，因此外界完全无人察觉。然而特务机关毕竟非同一般，也不知蓝衣社他们是从什么管道弄到了这个情报。可那个从蓝衣社领受了巨额活动经费的间谍田某居然对土肥原已经出发一事浑然不知，他反而是从蓝衣社那边才得知了真相，落得个被追究责任、颜面扫地的难堪下场。
那段时期，我在一家叫华安饭店的地方订了房间。有一次我无意中回来，看见门口放着一封信，收信人写的是田象奎。后来田来找我玩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他接过信，只匆匆说了句要去朋友那儿办点事，便急忙出去了。我心里纳闷他究竟要去哪里，原来当时他是去了南京路上的一家粤菜馆——南国饭店（笔者按，应是陶园酒家）的五楼。
田从我房间离开后，径直去了南国饭店五楼。那里早有蓝衣社的负责人等着，一见面便厉声质问他：“你居然还有脸来见我们？”那家粤菜馆的房门大抵都是轻便的双开弹簧门，推门便能进去。但田敏锐地察觉到隔壁房间气氛有异——他本就生性机敏——立刻直觉到危险，当即转身夺路而逃。随即蓝衣社特务掏出手枪对着田某乱枪扫射，他从楼梯上滚落下来，但此人着实命硬，仅有一发子弹击中手臂，好歹保住了性命。
田随后赶紧去医院治伤，结果医院方面通知了工部局（租界警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便被报纸大篇幅刊登了出来。从此他便被蓝衣社彻底除名，在上海的某个角落里隐姓埋名躲了起来。
夏文运回忆录《黄尘万丈》书影
夏文运这段说明提供了诸多有别于中文资料的说法。
首先，同时也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田象奎确曾竭力为军统工作，频频向夏文运“打探有关土肥原的情报”，只不过他的意图被夏识破，夏“有意拟定了土肥原的虚假日程，以此迷惑重庆方面间谍的耳目”，终使沪区对土肥原的制裁功败垂成；可见田某向沪区提供“假消息”是因他本人被骗所致，而非有意背叛军统；起初戴笠判断田某“不至完全欺骗吾人”，可谓深谙其心，而后判断田某为日方担任“反间”并下令制裁，则未免中了敌人之计。郑修元晚年撰文回忆本案时，始终不肯点出田某真实姓名，除因顾忌田某或“仍在人间”外，可能也对田某是否曾为敌特担任反间一节有所保留。
其次，夏文运对田某遇刺经过的描述，有可能源自田某口述。其中郑修元“一见面便厉声质问”一节未必准确，因为如此一来必使田某戒心陡起，平添制裁难度，以郑氏之机警干练，断无出此之理。但夏文运对田某“夺路而逃”、“从楼梯上滚落下来”的描述则值得重视，这与郑氏的忆述相似，可见本案经过确实相当惊险刺激，他能侥幸活命，全因生性机敏且使出浑身解数，他在事后故作轻松的表现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抗战期间，沦陷区人物之立场有时忠奸难辨，故军统各单位凡制裁汉奸，“必须呈报核准才能执行，盖恐错杀潜伏之人”。而田象奎案堪称诸多锄奸案中非常特殊的一例，该案虽系戴笠亲自下令，却仍不免错杀之嫌，足见特工战场之诡谲莫测。
（笔者附记：本文日文资料承吴京昴先生翻译，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