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写回忆录，对孙立人有这样的评价：“亲美抗命，做美帝走狗”。完了，又添一句：“卖主求荣的小人，根本算不上民族英雄”。

杜聿明跟孙立人，说到底不是一路人。杜长官是黄埔一期，蒋介石的嫡系门生，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长官一个眼色他就明白该怎么站队。孙立人呢？清华毕业，又去美国普渡大学学了土木工程，半路出家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回国的时候满脑子美式军事理念，跟国民党军队那套江湖规矩格格不入。
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个“体制内嫡长子”碰上了“跨界海归”，正应了那句话——黄埔的圈子，留美的魂，一根筋的人，对上八面玲珑的门。
两人的梁子，最早是在缅甸结下的。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杜聿明是副司令长官，孙立人带着新三十八师跟在他麾下。仗打得不顺，撤退的时候出了大分歧。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要走野人山回国；孙立人认为野人山是原始森林，几万人钻进去不出来，坚决不肯走，主张撤往印度保存实力。
结果呢？杜聿明带着大部队进了野人山，伤病交加，几万人出来只剩几千，他自己差点死在里面。孙立人带着新三十八师完整地退到了印度，不但没损失，还在仁安羌打出了名堂，用一个团的兵力救出了被日军围困的七千英军，一战成名。这不等于在杜聿明的伤口上撒盐吗？孙立人的成功，越发衬得杜聿明灰头土脸。野人山这段经历，成了杜聿明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

但杜聿明对孙立人的评价，不只是个人恩怨。他告状的时候，用词是“不忠于国家”，暗示孙立人有二心，后来更直白地说孙立人之所以敢违抗命令，“就是因为有美帝国主义做靠山”。
把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杜聿明这话说的就有点诛心了。
等到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在东北又碰上了。
这时候的杜聿明已经是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大权在握。孙立人带着他的新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风头正劲。
1946年四平之战，杜聿明在回忆录里把新一军的战功一笔带过，说打得毫无进展，是共军主动撤了才进去的。而孙立人这边，觉得自己伤亡那么大换来的胜利，到了杜长官笔下就变成捡的，心里当然不服。
接下来关于部队要不要休整、该怎么追击的问题上，两人又吵得不可开交。杜聿明说孙立人“骄横跋扈，为了争名夺利，竟不听命令”。郑洞国作为副手夹在中间，一向脾气好的他也在回忆录里罕见地指责孙立人，说他不服从调度，“新一军主力却按兵不动”。
孙立人反驳说前方有敌情，贸然北进会被包饺子。谁说得对？两人都已作古，没法对质，但杜聿明要的不是对错，是服从。在国民党军队的天条里，“不合群”就是一个军人最大的道德缺陷。

事情闹到这份上，杜聿明当然要找蒋介石告状，而蒋介石对孙立人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复杂得很。老蒋曾经评价过孙立人：“对于训练部队很好，不过打仗不行”。这话够损的，等于说你是个好教官，但不是好将领。
老蒋真正不待见孙立人的原因，说穿了还是一个“嫡”字。孙立人不是黄埔系，甚至连国民党党员都是1952年才加入的。在蒋介石的军队系统里，这就等于不是自家人。他最早是宋子文税警总团的人，属于财政部的“私兵”，后来税警总团被老蒋收编，派了黄埔系的黄杰去接管，黄杰对孙立人从头到尾就不感冒。
更让老蒋恼火的是，孙立人这张嘴不会说话。1949年前后，蒋介石安排汤恩伯残部进驻台湾，想让孙立人腾出新兵训练营房来安置，孙立人不肯，说汤恩伯的部队残缺不全，应该重新整补，住营房不合适。蒋介石当场撂脸子：“你怎么这样自私！”孙立人居然硬顶回去，说了一句后来在台湾流传很广的话：“谁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您的嫡系部队，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您能往哪里去？只能往太平洋里跳！”这话刺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当场脸色大变，憋了半天没发作，侍卫长赶紧过来打圆场。两个礼拜之后，老蒋表面上请孙立人散步闲聊，拍拍肩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以蒋介石的性格，这种话他是记一辈子的。

如果说杜聿明对孙立人的负面评价带着个人恩怨，蒋介石的猜忌是出于政治直觉，那黄埔系各级将领对孙立人的抵触，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排异反应。
黄杰排挤他，廖耀湘跟他暗中较劲，其他黄埔将领私下里说他“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国民党要人张佛千干脆给孙立人起了个绰号，叫“政治（白）痴”。
说到陈诚，他对孙立人的态度算是国民党高层里相对复杂的一个。陈诚跟孙立人谈不上亲近，甚至有人说两人互相不喜欢。但孙立人案发之后，蒋介石让陈诚牵头组成九人调查委员会来查，陈诚的态度是“力保”孙立人。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跟孙立人谈过话，孙立人情绪激动，拉开上衣露出满身枪伤，说我们军人出生入死，怎么会不忠于国家。陈诚听进去了，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但蒋介石显然没信。
1955年，蒋介石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的罪名，将孙立人软禁，这一关就是三十三年。
孙立人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体制里最厉害的人，如果又是最不合群的那个，他的结局往往比庸人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