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牺牲后，没人为她收尸料理后事，当时通知了阿菊，但她怕被牵连，没敢去！之后被拉到医学院做了解剖，就草草火化了！
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被特务抓捕。深知敌人手段残忍，也清楚自己掌握着多少核心机密，朱枫在狱中做出了一个极其刚烈的决定。她悄悄把贴身大衣垫肩里藏着的金手镯咬碎，连同一条金项链，就着热水，硬生生地吞进了肚子里。
吞金自杀，过程极其漫长且痛苦。
她宁愿承受这种撕心裂肺的折磨，也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撬开她嘴巴的机会。特务们发现后大惊失色，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抢救。连审讯她的国民党特务都在报告里感叹，这个女人维护机密、不惜生命的纪律与精神，实在让人震惊。
被抢救回来后，面对各种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朱枫始终咬紧牙关。敌人让她写悔过书，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下的只有对信仰的绝对忠诚。
1950年6月10日，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了。马场町刑场上，朱枫和吴石等人被五花大绑。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她没有丝毫畏惧。生命定格在了45岁。
枪声平息，按照当时的惯例，死刑犯的遗体需要家属来认领。台北当局通知了阿菊夫妇。
按理说，哪怕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抚养之恩，哪怕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阿菊也该去见继母最后一面，替她料理后事。可是，现实的政治恐怖，彻底压垮了人性的底线。
当时台湾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阿菊的丈夫王昌诚因为朱枫的案子，已经被关起来审查了好几个月。两口子都在保密局系统里工作，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旦去收尸，就等于是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很有可能被扣上“通共”的帽子，连命都保不住。
所以，阿菊害怕了。她根本不敢去马场町收尸。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她都急于和朱枫撇清关系。多年后，当有大陆学者委托台湾文史专家秦风找到阿菊，询问当年收尸的情况时，这位曾经的继女脱口而出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她是共匪，跟我没关系。”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家或许很难去苛责一个普通人的怯懦。但面对一具亲人的冰冷遗体，这种绝情依然让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心寒。
由于家属不敢露面，朱枫的遗体成了“无主尸体”。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些政治犯的无主遗体，通常会被直接拉走处理。朱枫的遗体，就被一辆冰冷的板车，拉到了当时的台湾国防医学院。
这里没有葬礼，没有哀乐，只有明晃晃的无影灯和冰冷的解剖刀。
一具刚刚经历过枪决、千疮百孔的躯体，被摆上了医学院的解剖台。对于当时的医学生来说，这只是一具用来练习解剖技术的教学标本。极少有人知道，这具躯体里曾经蕴含着怎样伟大的灵魂，也没有人知道，她曾在绝望的牢房里硬生生咽下过尖锐的黄金。
一代女杰，生前为了家国大义舍生忘死，死后还要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这绝不仅是肉体上的剥夺，同样也是时代的深刻悲剧。
解剖课程结束后，这具遗体已经被彻底破坏。医学院的人将残骸草草送去火化。骨灰被装进了一个极其廉价的坛子里，编上了一个代号“77”，被随手安置在台北富德公墓的一个偏僻角落。
连登记人员都没有用心，随手把骨灰坛上的名字“朱谌之”错写成了“朱湛文”。这就为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寻找，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春去秋来，岁月流转。海峡对岸的风吹了60年，朱枫的名字在大陆已经被追认为烈士，但她的骨灰到底在哪，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在大陆，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已经从一个年轻的军医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有生之年迎回母亲的遗骸。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一些热心的台湾历史学者和记者加入了这场跨越海峡的接力寻找。他们翻阅了堆积如山的机密档案，找过当年躲避不出的阿菊，查访了无数个公墓和灵骨塔。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才弄清楚当年遗体被送去医学院解剖的残酷真相。也就是顺着国防医学院曾经保管骨灰这条线索，寻找团队终于查到，当年医学院处理完遗体后，将骨灰交由公墓安置。
2010年5月，经过几天的翻箱倒柜，学者们终于在富德公墓纳骨室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编号“77”、外套着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刻在坛子上的名字正是连笔写成的“朱谌之”！
2010年12月9日，北京首都机场的贵宾厅里，气氛庄严肃穆。
台湾殡葬业的人士双手捧着一个白色的圆筒状旅行袋，缓步走进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默默站了起来，朱枫的外孙女红着眼眶，从对方手中接过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轻轻喊了一句：“外婆，回家了。”
60年的风雨漂泊，经历了背叛、牺牲、无人收尸的悲凉，甚至熬过了冰冷的解剖台，这位英雄的魂魄，终于跨过那湾浅浅的海水，回到了她用生命热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