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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项英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新闻。

他盯着报纸看了很久。三年了，他没有收到过上级的任何指示，没有接到过任何命令，甚至连长征的队伍到底走到哪儿了他都不知道。他所有的情报都来自从山外带进来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往往已经是好几天甚至半个月以前的旧闻了。

但他看完卢沟桥的消息之后，很快就做出了判断：局势变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国共之间再怎么打，也得先对付外敌。这意味着南方这些游击队有了新的生存空间，也意味着他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要从对抗变成谈判。

他写了一篇文章，分析当前的形势。文章写在草纸上，字很小，因为纸不够大。他说局势已经到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节点，南方的游击队必须下山，必须改编，但有一条底线不能退：队伍可以改编，但不能被吞并；可以接受国民党的番号，但必须保留共产党的独立领导。

他没有等上级的指示，因为他等不起。他直接开始派人去和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接触，谈下山改编的事情。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国民党方面想的是收编——把游击队编进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打散了用，从根本上瓦解这支力量。项英在这条线上寸步不让：番号可以给你们，但指挥权不能给；驻地可以你们定，但内部的组织不能动；可以接受统一调度，但每一个干部都必须由我们自己任命。

谈了好几个月，最后国民党方面让步了。不是因为他们好说话，是因为日本人打得太凶，他们顾不上在南方的山林里跟几百个游击队员纠缠了。

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找到了一个电台，发出了三年以来的第一封给延安的电报。

电文很短，但每一个字他都斟酌了很久。他报告了南方的现状：人还在，枪还在，根据地还在。他说队伍可以下山了，可以改编了，随时听候中央的命令。

回电来得很快。延安那边收到电报之后，几乎是一个小时之内就回复了。电文里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有两个字：收到。

但这两个字里包含了太多东西。这意味着三年断了线的联系重新接上了，意味着他和他的队伍不再是“失联”的孤军，意味着那捆金条、那些野菜、那些两年没脱过衣服的夜晚，都值了。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南方游击区的问题。会议最后作出决议，给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做了一个定性：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基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保住了南方的革命根基，“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斗争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这份决议后来被刻印出来，送到了每一个游击区。项英拿到决议的时候，没有说什么。他把纸折好，塞进了胸口的口袋里，和那捆金条放在了一起。

新四军成立的时候，一万多人，全是从那三年里一个一个省下来的种子。每一个连队、每一个排，骨干都是在山林里熬过来的人。他们没有整齐的军装，没有充足的弹药，甚至没有像样的军旗，但他们有一个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他们知道怎么在绝境里活下来。

美国记者斯诺后来在延安见到了项英。斯诺问了他很多问题，关于长征的，关于游击战的，关于新四军的。项英回答得很简短，有时候甚至只说一两个字。斯诺在笔记里给他留下了一个评价：“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这个评价不算夸张。那三年里，项英和每一个活着走出来的人，确实都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贺昌死的时候二十九岁，毛泽覃死的时候二十九岁，何叔衡五十九岁，瞿秋白三十六岁。他们没有爬出来。

但活下来的人替他们把后面的路走完了。

陈毅后来在项英的追悼会上说过一句话。他说的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事，说的是项英在那段最难的日子里做了什么。原话已经不在了，但意思传了下来：红军的命运，在那三年里，全押在项英一个人的身上。

这话听起来像夸人。但陈毅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像在夸人，像在算账。

他用五个人的命算过，用两年没脱衣服睡觉的日子算过，用腰上那捆一分未动的金条算过，用北山那个下棋时突然翻身的瞬间算过。

账算完了，项英把本钱一分不少地交了出去。

新四军那一万多人，就是那笔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