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躲在香港的国民党上将刘峙，在得知老蒋复职后，发去贺电，老蒋看到电文，马上想起了徐州损失的五十万大军，勃然大怒之下，免去了刘峙所有职务。

这封本意为讨好、投石问路寻求政治生机的电报，反而成了压死刘峙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刘峙这种在权力巅峰与低谷间反复横跳的命运，早在十五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1935年4月，那是刘峙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盛大的军衔晋升令，刘峙作为蒋中正最信任的部将之一，正式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当时在黄埔系嫡系中，只有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成、卫立煌五人被并称为“五虎上将”，刘峙更是位列五人之首。刘峙不仅在名义上领袖群伦，还兼任着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实职，掌管中原军政大权，这种地位的获得，全赖刘峙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对蒋中正的绝对服从与所谓战功。

当时的刘峙年仅四十三岁，在开封和南京的官场上意气风发，全然没想过这种靠政治忠诚堆砌出的荣耀，在真正的军事考验面前会显得多么脆弱。

时间转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中正再次重用刘峙，任命刘峙为郑州绥静公署主任，负责统筹河南与陕西的防务。

然而1946年9月，刘峙遭遇了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滑铁卢。当时郑州绥静公署下辖的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仗着自己是蒋中正外甥的特殊身份，全然不听刘峙的整体战略调度，带着部队在豫西南地区一路突进。

刘峙作为上峰，既不敢严厉制止赵锡田的盲目行动，也没能协调好侧翼支援，结果导致赵锡田的第三师在定陶地区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部队合围歼灭。

赵锡田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蒋中正认为刘峙指挥无方、纵容下属，当即撤销了刘峙的全部军职，将刘峙赶回南京担任战略顾问委员会这种冷衙门。这次被撤职的细节在正史中记载详实，成了刘峙“福将”名号崩塌的开始。

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前夕，蒋中正因手中无人可用，再次将刘峙推到了徐州“剿总”总司令的位置上。这场战役的惨败，刘峙在宿县防御上的昏招难辞其咎。

宿县位于津浦线要冲，是徐蚌战场的交通命脉，刘峙却在战事吃紧时下令将原本驻守在此的孙元良兵团撤回徐州，导致宿县守备空虚。

孙元良撤走时，刘峙曾要求刘汝明留一个师接替宿县防务，但刘汝明见势不妙，竟然以没有接到正式书面命令为由，带着队伍直接跑到了蚌埠。

1948年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宿县，切断了徐州与后方的唯一联系。此外，在战役初期，黄白韬曾多次向刘峙提议将第7兵团撤回徐州靠拢，以免被各个击破，刘峙却因私利和混乱的判断泄露了军事部署，最终导致黄白韬兵团在碾庄陷入绝境。

邱清泉曾在私下里嘲讽：徐州大门是南京的屏障，就算不放老虎薛岳，也该放只狗顾祝同，哪有放头猪刘峙守门的道理。

这种“徐州猪圈，刘峙饲料”的评价，伴随刘峙逃亡到香港。在香港的寓所里，刘峙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总幻想着能再次得到蒋中正的重用。然而1950年的那一纸撤职令彻底打破了刘峙的幻想。

心灰意冷的刘峙明白，自己已经彻底被蒋家王朝抛弃，于是带着三姨太远赴印尼雅加达，靠在华侨学校教授中文为生。这位曾经统领几十万大军的上将，在讲台上操着一口江西普通话，面对一群不明真相的学生。

就像他在晚年抄写《金刚经》时常感叹的那样：“一生误在随人转，半世功名付水流。”这句金句一语道破了刘峙命运的悲剧性：他始终是权力结构的附属品，而非真正的名将。

刘峙在印尼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些寒酸，为了生存不得不降低身段，与华侨邻里周旋。直到1953年，才通过何应钦的多次斡旋，被准许回到台湾北投。

回台后的刘峙虽然顶着“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名义，实际上每个月仅领八百台币的微薄俸禄，住在狭窄的民房中。刘峙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回忆录和研读经书，试图通过文字来抹平当年的保定撤退、重庆隧道惨案以及淮海战场上的决策失误。

1971年刘峙在台北病逝时，灵堂清冷，曾经的“五虎之首”最终化为历史书页里的一抹尴尬。刘峙这一生，从1892年吉安农家的奋斗起步，到1971年的凄冷收场，完整展示了一个平庸将领在剧变时代中如何因政治依附而兴，又如何因军事无能而亡。这

种由于判断力缺失和私欲膨胀导致的崩盘，在整个民国军界史中，都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和戏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