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曾任市委副书记的叛徒被捕。处决前，他提出一个奇怪请求：把尸体扔到荒郊喂野草，不要墓碑，不留姓名。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忠诚与背叛 —— 重庆地下党革命斗争纪实》（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2011））

1951 年 2 月 5 日，重庆刑场气氛肃穆。

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冉益智，向行刑人员提出一个反常要求，遗体丢弃在荒野任由风化消解，不立坟墓，不留名姓。

常年执行任务的士兵对此倍感意外，从未有人主动要求彻底抹去自身存在。

冉益智 1909 年生于四川酉阳的地主家庭，优渥家境让他得以接受系统教育，先后就读于成都公学等院校，虽未能完成全部学业，却练就一手扎实文笔，在文字运用上具备过人能力。

1936 年他投身国民党阵营，出任地方党部干事，还负责编撰公开刊物，长期撰写文章恶意抹黑革命力量，立场表现得极端对立。

从早期经历来看，他是立场鲜明的反共人员，没人能预料到他后续的人生轨迹会出现巨大转折。

当地宗族派系争斗改变了冉益智的命运走向。

他因站队失利被对手送入重庆监狱，在这里结识了地下党员钱瑛。

钱瑛身处险境依旧坚守本心，时常对狱中受难人员施以援手。

身陷困顿的冉益智刻意隐藏过往履历，抹去自己供职国民党、诋毁革命的经历，伪装成遭受压迫的进步青年，刻意表现出对革命理想的认同与向往。

他的伪装毫无破绽，成功博取狱中地下党员的信任。

出狱之后，凭借钱瑛的引荐，他顺利加入地下党组织，正式踏入革命队伍，潜藏的危机就此埋下。

进入组织后冉益智更名张德明，辗转重庆、万县等地开展工作。

出众的文采与圆滑的处事方式，让他快速积累声望与信任，职务一路晋升，最终坐上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位置，手握当地地下组织、学生运动的核心管理权。

平日里他常在集体场合宣讲气节理念，反复告诫同伴被俘之后必须坚守信仰，绝不能出卖战友。

慷慨激昂的言辞骗过了所有人，组织上下都将他视作意志坚定的骨干，无人看穿这番表态只是他用来伪装的面具。

1948 年，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出现工作疏漏，特务顺着线索展开大范围搜捕，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率先被捕。

特务起初并未摸清刘国定的真实身份，随着排查范围不断扩大，冉益智也落入敌手。

他没有经历任何刑讯逼迫，被捕第一时间就主动招供，当场指认刘国定身份，随后毫无保留地供述各地地下组织分布、核心人员信息。

沙磁区、北碚区地下联络点，许建业、江竹筠等人的行踪线索，全都被他悉数交出。

每一份供词，都将昔日并肩作战的同伴推向绝境。

江竹筠便是被冉益智的供词暴露身份。

1948 年 6 月，江竹筠在万县遭到特务围捕，随后被关押进渣滓洞监狱。

敌人动用竹签钉指、老虎凳等酷刑试图撬开她的嘴巴，数次将她折磨至昏迷。

肉体的剧痛没有动摇她的意志，她用钢铁般的信念守住所有秘密。

而亲手将这位巾帼英雄送入炼狱的人，正是昔日身处同一阵营的冉益智。

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竹筠壮烈牺牲，距离重庆全城解放仅仅剩下十六天，她终究没能亲眼见证胜利的到来。

叛变之后的冉益智彻底沦为敌人爪牙，还与同样变节的刘国定展开恶性竞争，两人争相出卖组织换取官职。

冉益智率先供出万县地下党全部脉络，换来国民党少校军衔，依旧贪心不足继续深挖情报。

刘国定不甘落后，主动交代广安地区组织信息，成功晋升中校。

冉益智紧随其后不断出卖同伴，最终也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兼任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他还利用十年地下工作经验撰写大量反共资料，登上特务训练讲台传授对付地下组织的手段。

凭借对内部运作模式的熟悉，他造成的破坏远超普通特务，1948 年至 1949 年期间，四川大片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到重创，大批党员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人间牢笼之中。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冉益智既没有选择出逃，也没有主动向新政府坦白罪行，而是躲在北碚老家，还试图联系旧日同事编造说辞掩盖叛变事实。

辗转多日始终没能达成目的，12 月 18 日，他在重庆街头被已经自首立功的原国民党特务李修凯认出。

李修凯为争取宽大处理，当场将冉益智控制并送交军管会。

依靠出卖他人换取生机的叛徒，最终栽在同类手中，这样的结局充满讽刺意味。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相关部门逐一核实他的各项罪行，每一条罪状都对应着烈士的鲜血与牺牲，证据链完整清晰。

1951 年 2 月 5 日，公审大会当庭宣判冉益智、刘国定等叛徒死刑，当即执行。

临刑前他提出不留尸骨、不留名姓的请求，不难揣测他的心态，深重的罪孽让他自知无颜留存世间痕迹，也惧怕后世之人唾弃指责。

冉益智用十年时间打造忠诚革命者的假象，言行举止无可挑剔，内心却从未真正接纳革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