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中国也会有很多人站出来，但谁也撑不起华夏这片天，因为，谁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中国革命历次劫难，都给了其他人多次机会，谁都束手无策，只有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带领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时的蒋介石，手握百万重兵，背后有江浙财阀的雄厚财力支撑，外部还有欧美列强的军事装备与政治背书。他深谙权谋，能把各路军阀收拾得服服帖帖，建立起统治全国的政权。面对这样一个拥有绝对资源碾压优势的强大对手，一般人根本招架不住。中国革命的历次生死劫难，其实都给了其他人登台破局的机会，老天爷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可是，一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那些接手的人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绝境。只有毛泽东，一次次在黑夜中点燃火把，生生蹚出了一条活路。
1927年，那绝对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年份。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瞬间跌入谷底。当时党内的最高负责人是陈独秀，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满腹经纶，面对蒋介石冷冰冰的枪口却毫无招架之力。
陈独秀黯然离场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先后站了出来。他们满腔热血，渴望通过大城市暴动来夺取政权。这种照搬外国经验的打法，直接撞上了蒋介石在城市里布置的铜墙铁壁。结果可想而知，一次次的起义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惨痛失败，党的力量在城市里几乎损失殆尽。别人都在迷信苏联模式、死磕大城市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看透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他明白，靠几篇檄文和没有武装的游行，根本撼动不了蒋介石的统治。他掷地有声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带着队伍头也不回地扎进了井冈山的崇山峻岭，和最底层的农民结合在一起。
到了1930年代初，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好不容易在反“围剿”中打出了局面，根据地慢慢壮大。这时候，王明、博古等留洋归来的“洋钦差”掌握了实际领导权。他们觉得毛泽东那套“游击战”太土了，上不了台面。他们请来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把指挥权交给了这位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的外国人。
李德和博古拿到了红军的绝对指挥权，迎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这次下了血本，调集了百万大军，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李德则要求红军采用正规战，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硬碰硬地去撞国民党的碉堡。结果，红军遭遇了空前的惨败，根据地丢了，被迫开始长征。到了湘江战役，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虽然突出了重围，但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湘江水都被染红了，队伍里弥漫着绝望的情绪。
面对蒋介石的重兵围剿，教条主义者不仅束手无策，差点把家底全部败光。
生死存亡之际，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大家痛定思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革命这盘大棋，除了毛泽东，谁也下不活。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上，没有抱怨，没有犹豫，立刻接过了这个烂摊子。
接手后的毛泽东，面对的是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他展现出了神一般的军事指挥艺术。四渡赤水，红军像游龙一样在川黔滇交界处穿插迂回，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调得团团转。蒋介石刚以为摸清了红军的动向，红军早就从他的眼皮子底下跳了出去。兵临贵阳，逼退滇军，巧渡金沙江，红军奇迹般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同样的队伍，同样是面对蒋介石，换了毛泽东指挥，立刻从处处挨打变成了出神入化。这种力挽狂澜的本事，翻遍中外军事史也找不出第二个。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摆下了一场鸿门宴。当时的国民党，接收了日军的大量装备，还有美国人的大力援助，正规军高达四百三十万，控制着全国大部分的交通线和工业城市。反观共产党这边，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装备简陋，主要靠“小米加步枪”，主要力量都在农村和山区。
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包括苏联在内，都不认为共产党能打赢这场仗，很多人劝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当个在野党算了。面对这种悬殊的实力对比，如果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屈服于压力，选择妥协，甚至接受南北分治的局面。
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纸老虎的本质，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腐败透顶、丧失民心的致命弱点。他以大无畏的勇气飞赴重庆，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内战爆发后，他坐在陕北的窑洞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面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他敢于放弃延安，用“存人失地”的战略思维，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更是一场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环环相扣。他用气吞山河的气魄，指挥着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的几百万主力。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横渡长江时，面对外界划江而治的诱惑和威胁，毛泽东更是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名句，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终结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