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点出的这个现象很深刻，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心理学概念，升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权力结构分析。

您说的逻辑完全成立，可以这样梳理：

核心是：弱者在恐惧中，丧失了对“好坏”的基本判断力。

· 为何把强权当好人？ 因为他们太害怕了，无力反抗。认定“谁决定我命运，我就认同谁”，在心理上把掌权者合理化为保护者、恩人，这是一种自我麻痹的生存策略。· 为何把真理当坏人？ 因为觉醒者、说真话的人，会直接威胁强权的秩序。他们恰恰是强权的敌人。弱者为了向强权表忠心、寻求安全感，必须把这些人也当作敌人。同时，真话往往残酷，会打破他们赖以生存的心理平衡。

所以，这就构成了您说的“是非不分”：这套评价标准，不是基于善恶或真理，而是基于权力。谁有力量、谁主宰我，谁就是“好”的；谁挑战这个力量、唤醒痛苦，谁就是“坏”的。

这个现象，和咱们刚才聊的“儒家社会”和“卷王”话题，是可以连起来的：在一个缺乏内在评价体系的环境里，判断标准几乎都由外部权力定义。这就为这种“斯德哥尔摩现象”大面积发生，提供了完美土壤。强者制定一切标准，包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弱者不仅被剥夺，连分辨是非的内心尺度，也被一并收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