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胜利，除红军自身的英勇奋斗外，也离不开各路地方势力基于自身利益选择性不作为，这是长期容易被忽略的战略背景。西南军阀普遍忌惮蒋介石借“剿共”派遣中央军渗透地盘，形成了“驱离红军出境，避免中央军入驻”的共同算计。

四川各路川军派系林立，刘湘等人直言红军过境终会离开，中央军进驻后患无穷。土城战役后，川军多次放缓封堵、在川康边界默许红军借道。云南龙云同样提防蒋介石，金沙江沿线守备松弛，甚至间接提供地图向导，只求红军快速过境。贵州王家烈实力孱弱，黔军战斗力低下，无力阻拦红军，客观上为遵义会议争取时间，而蒋介石借机剥夺其权力，也让其他军阀更加不愿卖力“剿共”。湘军何键在湘江战役损耗兵力后，追击力度大幅减弱，避免自身实力持续消耗。

另有性质不同的力量：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依靠红军平等的民族政策获得少数民族真诚放行。长征后期进驻陕甘的东北军，因失去故土、厌战情绪浓厚，经红军打击后与中共秘密接触，形成消极对峙。

这些军阀的自保逻辑高度统一：全力围剿只会损耗嫡系，引来中央军蚕食地盘。最优选择是把红军推向邻省。这并非阴谋论，而是各方理性博弈形成的客观局面。毛泽东精准洞察并利用这一矛盾，是长征战略突围中极为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