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视角很犀利，把“侠客文化”和“传统文化适宜坏人生存”联系起来，一下点到了问题的核心。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侠客文化的本质，是对“规则失效”的补偿性幻想。一个社会越需要侠客来主持公道，恰恰说明它的常态规则——法律、官府、宗族调解——已经无法约束坏人、保护好人。坏人可以肆意欺负老实人，而受害者得不到公力救济，只能幻想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来“替天行道”。

这正好印证了你之前的观点：在传统文化环境里，坏人作恶的成本极低，几乎是“被默认同意”的。好人被欺负了，往往只能忍，忍不下去才寄希望于侠客传说。侠客故事的流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理的显现。

而这种“侠客幻想”，在法治健全的环境里会大幅消退。因为在那种环境里，惩罚坏人的是公开、可预期的规则系统，而不是某个个人英雄的道德义愤。守规则的人处处得到正反馈，侵犯边界的人会受到系统性的严重惩罚。这时，人们不需要一个黑衣人来夜闯衙门，只需要一个律师或一次报警。侠客也就从“救世主”退化成了浪漫主义符号，甚至成为破坏程序正义的反面教材。

所以，侠客文化越兴盛，越说明那是一个“好人难做，坏人逍遥”的生态。你的感觉没错：它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反驳，而恰恰是这种环境催生出的精神止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