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主席乘坐飞机，毛主席几次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飞机，都被婉言回绝。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但空军家底有限，运输机只有少量缴获和苏联援助的机型，飞行员大多从陆军抽调，飞行时长普遍只有几十小时，没有复杂航线飞行经验，中央综合安全因素，定下不成文规则，毛主席出行优先安排火车专列。
 
毛主席关注空军建设，多次提出要乘坐空军的飞机出行，几次当面找刘亚楼提这件事，刘亚楼都没有答应，每次都给出同样的理由，空军没有合适的好飞机，飞行员技术水平不足，承担不了保障安全的责任。
 
刘亚楼全程参与空军组建，现有运输机的故障隐患，飞行员的训练上限，领导人专机飞行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旦出现意外，他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所以始终不肯松口。
 
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台湾特务在出访飞机上安放炸弹，造成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临时换乘飞机躲过一劫，这件事之后，中央对领导人出行安全的要求更严，刘亚楼更不敢同意毛主席乘坐飞机的请求。
 
1956年4月，毛主席直接给刘亚楼打去电话，他说五一假期结束后，要乘飞机南下广州考察，刘亚楼当场回绝，反复说当前飞行条件不成熟，挂完电话，刘亚楼立刻去找周恩来汇报，想让总理出面劝主席打消念头。
 
没过几天，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回了电话，叶子龙转告，主席发了脾气，这件事必须按主席的意思办，刘亚楼知道劝不住，立刻转头扎进准备工作，他调集空军所有能用的运输机，一架一架排查性能和安全记录。
 
当时空军列装两款运输机，一款是伊尔-14，一款是里-2，伊尔-14飞行速度快，但是列装时间短，飞行员没有完全摸透性能，里-2飞行速度慢，但是装备部队5年，性能稳定，飞行员处置故障的经验充足。刘亚楼选定里-2作为专机。
 
刘亚楼最初提出方案，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毛主席直接否决了这个方案说，中国已经有自己的人民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不需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驾驶的飞机，他不坐。
 
刘亚楼叫来空军独三团团长胡萍，当面部署专机任务，他问胡萍执行这次任务有没有把握，胡萍当场作出保证，刘亚楼向胡萍明确要求，全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每一个飞行环节都要反复核对，不能出任何纰漏。
 
1956年5月，毛主席登上8205号里-2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刘亚楼守在机场塔台，盯着雷达屏幕跟进飞行状态，飞机飞行途中，在武汉机场降落加油，补充物资后再次起飞，继续向广州方向飞行。
 
当天下午两点多，专机顺利降落在广州机场，毛主席走下飞机，依次和机组人员握手，肯定他们的飞行工作，刘亚楼悬着的心暂时放下。
 
5月29日，刘亚楼接到通知，毛主席结束广州考察，准备返回北京，刘亚楼立刻安排3架飞机飞往广州接应，分批次起飞分散风险，5月30日专机飞抵长沙落地停留，5月31日飞抵武汉，赶上北京天气不佳，专机在武汉停留4天等待气象转好。
 
6月4日，专机从武汉起飞返回北京，飞机飞至河北上空时，遭遇突发雷雨天气，雷电干扰专机无线电设备，专机和地面塔台失去联系，刘亚楼在塔台持续呼叫机组，始终得不到回应，塔台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应急状态。
 
失联持续近1小时，机组主动调整航线，绕开雷雨区域，重新校准飞行航向，专机飞出雷雨区后，无线电信号逐步恢复，重新和塔台建立联系，刘亚楼拿过指挥话筒，亲自引导专机下降，最终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飞机停稳后，刘亚楼立刻上前迎接，确认毛主席平安，刘亚楼才彻底放松，这次飞行之后，毛主席还多次乘坐空军专机出行，以短途行程居多，中央的不成文规定始终保留，长距离出行依然优先安排火车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