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人凤接手戴笠留下的家底，豪车洋房，他瞅都不瞅。最绝的是对向影心，昨儿还是枕边人，今儿就扣上疯帽，一脚踹进精神病院。


1946年3月，戴笠的座机撞在岱山上，消息传到南京，毛人凤正在办公室里翻一卷线装书。听报的人话音刚落，他手里的毛笔停了一下，没抬头，只“嗯”了一声。


三天后，军统局开追悼会，他哭得比谁都伤心，可一回到鸡鹅巷的办公室，立马叫人把戴笠的私人账册搬了过来。


那摞本子里记着房产、美钞、金条，还有几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毛人凤翻了翻，推到了一边，吩咐道：“换现钞，分给殉职弟兄的家属。”他自己没留。

戴笠的公馆在玄武湖边，洋楼带花园，毛人凤从没去住过。他就窝在局里配的小院，屋里一床一桌，桌上除了电话就是卷宗。


有人劝他搬过去，他当时正对着镜子刮脸，眼皮不抬：“那地方风水不好。”这话传出去，底下人便明白了，新长官看不上这些。


他惦记的，是戴笠藏在保险柜最深处的几份名单，那些安插在银行、报社、戏班子里的眼线，那些一呼百应的暗桩。这些东西，比十栋洋房都硬实。

就在他收拾戴笠旧人旧物的当口，家里还有个要“收拾”的，便是他的妻子向影心。


向影心在军统内部有个绰号，叫“裙带花”。早些年她奉命接近过不少目标，后来嫁给了毛人凤。


那时候毛人凤还不是局长，只是个主任秘书，向影心手里却有不少关系。两人搭伙过日子，倒也相敬如宾。


毛人凤升得越快，向影心知道的机密就越多，局里哪个人靠得住，哪条路是条子，她心里都有数。可到1946年，风向变了。


变故来得没什么征兆，据说是一天晚上家里吃饭，向影心摔了一只碗，又据说她对着电话机说了半天胡话。


具体怎样，外人说不清，反正没几天，毛人凤叫来了局里的军医。那是个阴天，客厅里窗帘拉了一半，向影心穿着件墨绿色旗袍，被两个女佣从里屋架出来。


她没哭没闹，就是脸色苍白，直勾勾盯着坐在沙发上的毛人凤。


毛人凤手里端着杯热茶，用杯盖轻轻撇去浮末，头也不抬地对军医说：“夫人癔症犯了，送去医院，好好治。”


南京城外的青龙山精神病院，原先是所教会医院，青砖墙，铁栅栏。向影心被送进去那天，外面套了件毛人凤的旧大衣。


护士给她换竖条纹的病号服，她没反抗，医生问她叫什么，她说：“向影心。”又问丈夫是谁，她就不说话了，只是攥着衣角。


她的病历卡上写着“狂躁型癔症”，治疗方案里有一种当时叫“胰岛素休克疗法”的项目。


每隔几天，护工就把她按在病床上，一针药剂推进静脉。她开始冒冷汗，浑身抽搐，牙齿咬得咯咯响。


同屋的病人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从不大喊大叫，只在药效过后盯着天花板发呆，嘴里念叨：“我没疯，他不信。”


而此时的毛人凤，没空理会这些。军统局正忙着改组为保密局，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抄几页《金刚经》，然后坐上一辆旧的黑色轿车去局里。


那辆车还是戴笠以前的座驾，他没换新的。到了办公室，桌上堆着前线的战报和各地潜伏人员的密电。


他常去的是刑讯室隔壁的观察室，透过小窗看那些名单上的人受审。偶尔，亲信会提起夫人的病情，他也就是翻着卷宗问一句：“还安稳吗？”


底下人答：“按时吃药，不闹了。”他便点点头，不再多问，这句话的意思，旁人也都懂。


1946年的南京，物价一天三变，街头的报童喊着“国共和谈破裂”，大学门口有人举着横幅，口号传到保密局的窗户里。


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各地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与向影心隔着高墙听到的风声，仿佛来自两个世界。


毛人凤站在地图前，红色的箭头已经从北往南压了过来。他盯着那些箭头，眉头锁得很紧，手里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圈了一个又一个圈。


窗外，梧桐叶被秋风卷得满地打转，远处长江上传来几声沉闷的汽笛。

那年深秋，青龙山精神病院里，向影心已经不太认得人了。医生说她常常对着窗户一坐就是半天，看紫金山上的云。


她身上那件旧大衣早被收走了，换上的棉衣有些薄。


护士给她送饭，她有时候会突然问一句：“今天外面，还打仗吗？”护士答不上来。她就又低下头，用汤匙慢慢搅动碗里见底的稀粥。


毛人凤一次也没去看过她，他的书房里，戴笠留下的档案越堆越高，像一堵灰白色的墙。


他以为只要把知道秘密的人都关起来，把过去的账都算清楚，就能守住手里的一切。可历史有时候就这么不近人情，你越是拼命去捂，指缝里的沙子就漏得越快。


1946年的那个冬天，南京城很冷，疯人院里的煤炉不够烧，而满城的军警特务，也都开始悄悄给自己找起了后路。


信源：沈醉《军统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