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共首位双重间谍鲍君甫，临判死刑之时竟自说：陈赓和周总理其实都认识我。早年为中共特科传递情报的经历，这段双重特工的人生，从合作立功到身陷绝境。

南京市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气氛冷得能结冰。

法官念完了厚厚一沓判决书，纸面上的履历清清楚楚：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汪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按当时的镇反政策，这就是反革命骨干，死刑没跑了。

就在法槌快要敲下去的时候，站在下面那个五十多岁、干瘦的老头突然抬起头。

“我给共产党办过事。”鲍君甫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法庭安静下来，“陈赓能证明，周恩来也知道我的功劳。”

这话一出，办案人员面面相觑。在这节骨眼上敢提这两个名字，没人敢当他是在发疯。

法官合上案卷，决定暂缓执行，把这事连夜向上头汇报。

这份让法官犹豫的案卷，最早的一页，翻到的是1928年的上海。

1928年开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在到处招人。

总干事杨剑虹是鲍君甫的同乡，一眼把他相中了，想拉他进特务处当“侦探”，专门盯着共产党抓人。

鲍君甫没吭声，转头就去找陈养山商量。这人是他平时走得最近的朋友。

一天夜里，两人碰了面，鲍君甫把杨剑虹拉他下水的事全倒了出来。

他搓着手问：“老陈，你看这事，怎样才能两全其美？”

陈养山脸上没什么表情，其实他是中共闸北区委的地下党员。

送走鲍君甫，他连夜写了份报告递上去。周恩来看完材料，当即拍板：这人能用。随后安排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去摸底。

没过几天，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陈赓和鲍君甫接上了头。

几杯咖啡喝完，规矩定下了：单线联系，鲍君甫做国民党的官，帮特科办事。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迅速爬上高位，特科可是下了血本。

光靠鲍君甫自己抓瞎肯定不行，特科专门在四川北路设了个“杨登瀛办事处”，配了专职秘书。

特科还主动往外“送”情报。

遇到不涉及核心机密的文件，或者早就撤空的据点，特科直接透给鲍君甫，让他带着国民党特务去“破案”。

最夸张的时候，特科连经费都快揭不开锅了，硬是咬着牙掏钱，给鲍君甫配了一辆高级的别克轿车。

拿着共产党给的业绩和豪车，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风生水起，很快坐稳了驻沪特派员的位子。

而他给特科的回报，全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特务截获了叛徒戴冰石的告密信，准备端掉地下机关。

鲍君甫跟着队伍一到现场，转身就把消息送了出去，特科顺手除掉了叛徒。

没多久，叛徒白鑫出卖了彭湃等军委干部，躲进国民党的高墙深院。

鲍君甫动用关系，摸清了白鑫的出逃路线和时间，把线索原封不动交到陈赓手上。

白鑫刚迈出大门，就被特科按在街头。

连周恩来都因为他躲过一劫。当时叛徒黄第洪要出卖周恩来的会面地点。

鲍君甫一看到特务的布控方案，立马发出警报，中央连夜调整了行程，特务扑了个空。

那这根顶用的线，是怎么断的？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场叛变。

顾顺章一开口，鲍君甫的双面身份就捂不住了。

国民党特务立马抓了鲍君甫。

审讯室里，皮鞭和老虎凳摆在面前，问一句他就答一句，除了顾顺章已经交代过的，别的一个字都不往外吐。

因为他没供出新线索，再加上他在国民党内部人脉深厚，上级看在往日交情上出面作保。

命是保住了，但信任全没了。

他被踢出特务系统的核心，扔到南京反省院去挂了个闲职，从此和共产党彻底断了联系。

抗战一开打，他留在南京，进了日伪那边的机构混口饭吃。

仗打完了，又因为这段履历被国民党关进大牢，直到1949年才放出来，在街头支了个杂货摊，勉强糊口。

跟陈赓在霞飞路喝咖啡的那些日子，他跟谁都没提过。

直到1951年镇反运动一来，那张旧档案，把他直接送上了死刑台。

法庭上，鲍君甫那句“陈赓能证明”话音刚落，求证的电报当天夜里就发了出去。

可这电报不好送。当时的陈赓，正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远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一封信跨越鸭绿江，辗转到了陈赓手里。陈赓看完材料，提笔就写回信。

他在复函里明明白白写下：“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现上还好……”

有了这封从朝鲜前线寄回来的信，南京市人民法院重新翻了卷宗，又把陈养山这些老关系找来作证。

查来查去，鲍君甫脱离组织这些年，没害过一个地下党员，也没坑过一个普通百姓。

法院最终落下法槌：撤销死刑判决，改判管制，当庭释放。

几年后，解除管制的鲍君甫依旧住在南京。陈赓每次去南京开会，总会去当年那个国民党特派员的家里坐一坐。

文章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文汇报《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