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上海市档案馆里，一位方志办的女同志翻着资料突然嚎啕大哭，举着一摞信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在场的工作人员全愣住了。

这位女同志叫王佩民，是革命烈士王孝和的遗腹女。1948年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牺牲二十一天了。

王孝和1924年生在上海杨树浦一个码头船工家庭。

船工人家日子过得紧巴，他从小就见惯了底层生活的辛苦。

1938年他考进一所职业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这些文字让他第一次看清了社会的另一面。

1941年，十七岁的他加入了党组织，从此扎根在工人群体里，做着不被人知道的地下工作。

那几年的上海，国共对峙已经进入最紧张的阶段。特务机关在工厂和码头到处安插眼线，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有人被半夜带走。

做地下工作的人，心里都清楚随时可能要付出代价，一旦暴露身份，等着的往往就是酷刑和牢狱。

1943年，王孝和同时被上海邮局和杨树浦发电厂两家单位录取。

组织安排他进了发电厂。电力关系着整座城市的运转，是一处要紧的岗位。

他从最底层的抄表员做起，每天挨家挨户核对电表数字。

业余时间他办起工人读书会，把进步的想法一点点讲给工友听，慢慢在工友中间攒下了信任。

1946年，电力公司三千多名工人发动大罢工，一连持续了九天八夜。

王孝和在这场行动里统筹物资。他还负责稳定人心，让罢工能够有序进行下去。工友们因此更信任他。

可他也因此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

1948年4月的一个夜里，妻子忻玉英发现家门外的便衣越来越多。她告诉丈夫风声已经很紧了。
王孝和没有走。

他把写了字、对组织不利的文件烧掉。他又把要藏的东西埋进阳台的一处泥巴洞里。

他叮嘱妻子，说自己如果被抓进去，家里的东西都可以卖掉。

孩子可以先交给母亲带，等有一天能出来了，再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当晚，特务闯进家门，把他带走了。

那时忻玉英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苦苦哀求他先避一避风头。王孝和没有答应。

他放不下并肩作战的同志和工友，也放不下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读书会。

他被关进威海卫路的一处审讯场所。

特务对他施以酷刑，其中一种叫磨排骨，就是用粗糙的木棍在肋骨上反复摩擦，直到皮肉渗血。

被捕十九天后，家属获准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步拖着走出来。

本来很精神的一个人，那天让家人几乎认不出来，可他始终没能被从嘴里问出一句党组织的机密。

报纸上登出特刑庭要执行死刑的消息后，忻玉英挺着身孕，抱着大女儿。

她跟着婆婆一起去监狱门口讨说法。

一连三天，从监狱门口闹到国民党政府门口，又闹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守用皮带抽她，她也没有退。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把周围的路都堵住了。原定的行刑日子，因此往后拖了几天。

同年9月，法庭判处王孝和死刑。

二十四岁的他，照片里神情平静，衣服破旧，双手反绑着，身姿却依然挺直。法警让他跪下，他没有照做。

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国外的报纸，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临刑前的样子。

从被抓到就义，一共一百六十三天。这段日子里，他在狱中写下四十七封家书和三封遗书，平均三天就有一封。

信里没有讲大道理，只是叮嘱妻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惦记着年迈父母的起居。

他还提前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好了名字，叫佩民，盼她这一生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多年以后，王佩民找到了当年跟父亲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郭予钧。

郭予钧告诉她，父亲在狱中面对酷刑什么都没说。

正是这份沉默，保全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地下党员，也让这些人一直等到了上海解放的那一天。

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二十一天后，王佩民出生。父女二人，终究没能见上一面，她也没能赶上上海解放的那一刻。

那批家书此后一直存放在档案馆里，直到2001年才被王佩民亲手翻到。

她抱着信，说这是父亲写的，她要带走。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