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书画家启功的妻子病逝。咽气前，妻子对启功说：“我在后院藏了宝贝。”启功按照她说的位置一直挖，结果挖到一口大缸，里面有4个大麻袋。打开一看，启功立刻嚎啕大哭。
 
1932年，20岁的启功正跟着名师习书学画，满脑子都是文人的浪漫憧憬，母亲却硬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叫章宝琛，满族人家的女儿，比他大两岁，没读过多少书，长相也平平无奇。

启功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他是雍正皇帝的九世孙，从小浸在诗书笔墨里，哪里看得上这样一个土里土气的姑娘，可他素来孝顺，拗不过母亲和姑姑的坚持，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娶了，新婚那段日子，他对章宝琛冷淡得很，两人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他甚至跟朋友抱怨，这老式婚姻就像狗皮膏药，贴上就撕不下来。

可日子久了，再硬的心也能被焐热，章宝琛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启功在外受了委屈，回家摔杯子甩脸子，章宝琛从不顶嘴，默默收拾完碎渣，转身端来一杯热茶，软声软气劝他宽心，等启功冷静下来愧疚道歉，她也只是笑笑，说知道他心里难。

抗战那几年物价飞涨，家里快揭不开锅，启功咬咬牙打算上街摆摊卖画，可读书人拉不下脸叫卖，磨磨蹭蹭半天出不了门，章宝琛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画卷：“你在家安心画，上街卖的事我来。”

从那以后，章宝琛天天揣着画出门摆摊，风吹日晒都不歇，有天傍晚下着大雪，启功撑伞去接她，远远就看见她缩在马路牙子上，浑身落满雪像个小雪人，手里还紧紧护着剩下的两幅画，看见启功来，她反而眼睛一亮：“就剩两幅啦，今天卖得特别好，”那一刻启功鼻子一酸，眼泪混着雪水往下掉。

1957年，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卧床，章宝琛衣不解带守在床边，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比亲闺女还尽心，婆婆弥留之际，拉着她的手反复说：“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

看着妻子熬得通红的眼睛，启功心里又敬又疼，他扶着章宝琛坐到椅子上，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姐姐”，认认真真给她磕了一个头，这一拜，拜的是恩情，也是认了这个一辈子的伴。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特殊岁月里，启功因为出身受尽冲击，写字作画都成了罪过，他看着满屋子书画文稿，又绝望又气愤，搬来火盆就要全烧了：“与其让别人毁了，不如我自己烧干净，”章宝琛冲上去死死抱住他的手，死活不让，甚至有次启功把书稿扔进火盆，她想都没想就伸手去抢，手被烫得起了泡也没撒手。

后来启功才知道，那天他赌气睡下后，妻子连夜把所有藏书、字画、手稿整理出来，一层纸一层油布包好，悄悄塞进大缸，趁着天黑埋到了后院墙角底下，这事她连提都没跟启功说过，就怕他性子直、嘴上没把门，万一漏了风声，两个人都要遭殃。

那段日子启功一度想不开，觉得熬不下去了，章宝琛就抱着他哭：“再难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有我陪着你，你就往肚子里咽，使劲咽，”她劝启功偷偷写书，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天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望风，一有动静就赶紧提醒，家里没钱了，她就把陪嫁首饰偷偷拿去当掉，换回来的钱，全给启功买了纸笔和爱吃的点心。

章宝琛没文化，不懂什么学术价值，也不知道这些字画将来值多少钱，她只知道，这些东西是丈夫的命，是他活下来的念想。

所以1975年那天，当启功挖开那口大缸，看着整整齐齐的四个麻袋，他哭的哪里是字画，是妻子十几年藏在心底的牵挂，是那个没读过书的女人，用最笨也最勇敢的方式，替他守住的半生理想。

章宝琛走后，不少人来给启功说媒，都被他一口回绝，有人嚼舌根说他卧室还摆着双人床，分明是还想再娶，启功听了，转头就把双人床换成了窄窄的单人床，以此明志。

后来北师大给启功分了新房子，他拿到钥匙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妻子坟前，笑着说：“宝琛，我们有自己的家了，跟我回家吧，”回到家他做了一桌子妻子爱吃的菜，习惯性地往她碗里夹菜，夹着夹着，碗里的菜堆得冒了尖，他才突然反应过来，那个人再也不会坐过来吃了，他趴在桌子上哭得像个孩子。

更难得的是，启功把这份深情活成了更辽阔的善意，上世纪90年代，他把书画义卖和稿费攒下的20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金”资助贫寒学子，这笔钱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用的是恩师陈垣的书斋名，他自己依旧住在狭小的房子里，粗茶淡饭，过得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