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晋的顶梁柱，太傅司马越病死，都城洛阳形同危卵。青州刺史苟晞给朝廷上书，希望把都城迁到仓垣，距离自己近一点，方便对皇帝进行保护。
洛阳丢掉的最后机会，不是在汉军攻城那天，而是在朝廷明明有船、有粮、有人接应时，仍迟迟拿不定主意。等晋怀帝真正想走，城里已经找不到像样的车马，连皇帝走上街头都可能遭到抢劫。
事情还要从司马越离京说起。永嘉四年十一月，他带着四万甲士和大批名臣离开洛阳，声称要讨伐石勒。朝廷里能打的兵、能办事的官，几乎都跟着走了。宫城守卫顿时空虚，饥荒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司马越常被看成西晋最后的支柱，可他也深深卷入了朝廷内斗。他长期控制晋怀帝，还诛杀皇帝身边的亲信。君臣之间早已互相提防，晋怀帝甚至暗中下诏，让苟晞准备讨伐司马越。
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在项地病死。消息暂时被封锁，随军官员护送灵柩东归。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到苦县宁平城，晋军无人愿意真正接过指挥权，很快陷入包围，十余万军民几乎全部覆没。
太尉王衍、多名宗室和朝廷重臣在这场败仗中遇害。另一支护送司马越家眷的队伍也被打散，数十名宗室落入石勒之手。洛阳本来还指望这支大军回援，如今连这层指望也断了。
晋怀帝随即提升苟晞，让他统领青、徐、兖、豫等州军事。苟晞提出把朝廷迁往仓垣，并不是只递了一封奏章。他派刘会带着数十艘船、五百名宿卫和一千斛粮食前往洛阳，接人的办法、路上的护卫和临时口粮都准备好了。
仓垣也不是毫无风险。前一年石勒就曾进攻那里，只是被守将击退。苟晞本人在这一年正月还被曹嶷击败，实力已经不如从前。但与断粮、无兵、四面受敌的洛阳相比，仓垣至少有人马接应，也能让皇帝暂时脱离包围圈。
晋怀帝愿意迁都，真正卡住他的却是朝廷内部。一些大臣顾忌留守洛阳的河南尹潘滔，不敢积极执行命令；宫中近侍和部分官员又舍不得财物。安全问题、权力顾虑和家产得失搅在一起，迁都就这样被拖住。
这种迟疑看起来只是几天，放在战乱中却足以改变结局。船只停在那里，粮食也已经运来，可朝臣总觉得洛阳毕竟是都城，也许还能撑下去。谁都不愿先放弃自己的宅院和积蓄，最后便没有人能推动朝廷真正出发。
没过多久，洛阳粮食耗尽，城中出现人相食的惨状，百官逃走了十之八九。到了这时，留下的人终于同意撤离，可护卫、车马和随从早已散尽。晋怀帝拍着手感叹，想不到皇帝出行，竟连车辆都凑不齐。
司徒傅祗被派到河阴修理船只，准备改走水路。晋怀帝带着少数朝臣从西掖门步行出宫，走到铜驼街便遇上盗贼。队伍遭到抢掠，无力继续前进，只能掉头返回。敌军尚未完全进城，皇帝却已经走不出自己的都城。
这时，度支校尉魏浚带着数百户流民据守河阴硖石。他的部众靠四处劫掠弄到一些谷麦，又把部分粮食送给朝廷。宫中靠这些粮食暂时续命，魏浚因此被任命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
这件事最能说明西晋中央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正规粮道断了，地方官府失灵，朝廷只能依靠一支流民武装抢来的粮食。封赏魏浚，不是因为这种做法值得赞许，而是晋怀帝手中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洛阳的败局因此不是单纯的守城失败。军事上，主力已经在宁平城毁掉；行政上，百官大量逃亡；生活上，粮食和运输同时断绝。三条线一起崩塌，城门即使暂时关着，也很难再称为一座能够运转的都城。
汉主刘聪很快发动进攻，命呼延晏率二万七千人直奔洛阳。晋军沿途连续十二次战败，死者三万余人。呼延晏先赶到城下，攻破平昌门，焚烧城门和官署，因为王弥、刘曜等援军尚未到达，又暂时退到城外。
这几天本是晋怀帝最后的逃生窗口。他在洛水准备船只，打算向东撤走，呼延晏却在撤离前将船全部烧掉。此前是朝廷自己不肯走，此后则是想走也没有工具了，局势从犹豫变成了彻底被困。
六月，王弥抵达宣阳门，刘曜进至西明门。丁酉日，汉军攻入南宫，登上太极殿，大肆掳掠。晋怀帝从华林园方向逃出，准备转往长安，途中被追兵抓获，随后被送往平阳。
洛阳城破后，太子司马诠、多名宗室和官员遇害，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宫庙和官署被焚，陵墓遭到发掘。需要分清的是，洛阳陷落并不等于西晋在这一年正式灭亡；长安后来仍建立了新的朝廷，直到公元316年才结束。
洛阳失守后，傅祗、荀籓等人在河阴、密县建立行台，苟晞也在仓垣拥立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各地仍有人试图维持晋朝名号，只是中央已经碎成多个彼此分散的机构，再也组织不起统一有效的救援。
回头看这段历史，迁都仓垣未必能够扭转整个西晋的败局，却很可能保住晋怀帝和一批朝臣。洛阳最致命的问题，不只是敌军强大，更是朝廷失去了在危急时刻作出决定并立即执行的能力。大家都想少损失一点，结果连最后能够保存的东西也没能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