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汉奸吴长友为讨好日军小队长松井，竟将二姨太献了出去。不料，松井瞥过二姨太，指着里屋18岁的吴秀莲说：“我要她！”吴长友一听，当场跪下求饶。

膝盖砸在青砖地上那声响，比腊月里摔碎的冻柿子还脆生。吴长友脑门子贴着地皮，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麻秆，里屋那个吴秀莲，可不是什么买来的丫鬟或远房侄女，那是他亲闺女，原配夫人拼了命生下来的独苗苗。松井靴子上的马刺磕了磕桌腿，叽里咕噜甩出一串日本话，翻译官凑过来咂咂嘴：“太君说了，你那二姨太涂的粉太厚，闻着呛鼻子。里屋那个小姑娘，干净，水灵，今晚就送过去。”

吴长友抬起头，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里“太君”“大爷”胡乱叫着，双手去抱松井的皮靴。松井抬脚一蹬，正踹在他肩窝上，人仰面翻过去，撞翻了八仙桌上的茶盏。碎瓷片子扎进手心，血珠子渗出来，他也顾不上疼，又爬回去磕头：“那是我闺女啊！才十八，啥事不懂！二姨太您带走，她唱曲儿、捶腿、暖被窝都行，求求您换回来！”

院子里那几个伪军弟兄把脸别过去。平日里吴长友给他们发饷银，虽说抠搜，到底没断过顿。可这会儿没人敢吭声，谁都明白，松井看上的不是秀莲的模样，是吴长友那副“舍得献姨太太却舍不得亲骨肉”的狼狈相。日本人要的就是这股子撕扯劲儿，你把老婆送出去当条狗，人家偏要你拿命根子来换。

里屋门帘晃了一下。秀莲早听见了外头动静，攥着门框没出来，眼泪把绣花鞋面洇出两团深色。她娘去年病死的，临终前攥着吴长友的手说“别让孩子受委屈”，吴长友当时拍着胸脯赌咒发誓。转过头来，他给日本人当上了粮秣官，搜刮乡邻，克扣赈粥，把镇上最后三头耕牛都献给了宪兵队。乡亲们背地里叫他“吴扒皮”，他不在乎，觉得乱世里能保住命、能喝上稠粥就是本事。可眼下这碗稠粥，得拿亲闺女当佐料。

松井不耐烦了，手按上刀柄。翻译官赶紧蹲下身，贴着吴长友耳朵说：“吴会长，太君说了，不送人也行。东郊那批藏起来的军粮，你天黑前交出地点，再写封认罪书，承认你私通重庆方面，写了，你闺女就留下。”吴长友浑身一激灵。那批军粮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万一日本人败了，靠着粮食还能跟国军讨个活命。认罪书更是一张催命符，按了手印，往后日本人拿他当抹布，说扔就扔。

他跪在那儿，血手印在青砖上按出五个模糊的瓣子。松井饶有兴致地歪着头，像看一条瘸腿的狗怎么在两根骨头间打转。这一刻，吴长友脑子里翻江倒海，不是想起闺女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摘枣子，也不是想起她娘临终的眼神，他居然在算账：献了闺女，日本人高兴，他这伪会长还能当两年；献了军粮和认罪书，立马就成了案板上的肉。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响，他嗓子眼里挤出一声哭似的笑。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扭头朝里屋喊：“秀莲，换身干净衣裳，跟太君走。”声音平得像在吩咐丫鬟去沏茶。门帘猛地掀开，秀莲冲出来，手里攥着把剪子，抵在自己脖子上。她没看松井，直直盯着她爹，嘴唇哆嗦着只问了一句：“你还是人吗？”吴长友避开目光，冲两个伪军使眼色。伪军犹豫着上前，秀莲剪子一划，血珠子顺着锁骨淌下来，剪子钝，没割到要害，但那股子狠劲儿让松井拍了拍巴掌，笑着说了句“有意思”，转身走了。临走丢下话：今晚不送人，明天他亲自来领。

那天夜里，秀莲被锁在柴房。吴长友坐在堂屋抽水烟，一袋接一袋，烟灰堆了半尺高。天快亮时，他听见柴房里传来细细的哼唱，是秀莲她娘生前常哼的摇篮曲。他站起身，走到柴房门口，手抬起来想推门，又放下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松井没来，东郊据点半夜被游击队端了，松井本人挨了一颗冷枪，正躺在担架上往县城撤。

吴长友瘫坐在门槛上，不知是喜是悲。秀莲被放出来时，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出了大门，往南边山坡走了。后来听说她跟了游击队，再后来，有人说她在一次送情报的路上被伪军认出来，抓回去关了三天，愣是没吐一个字。至于吴长友，松井伤好后记起这茬，嫌他“晦气”，找了个由头撤了他的职。他沦落到给牲口贩子赶骡子，有一回在渡口碰见当年的二姨太，那女人早跑到了国统区，嫁了个小贩，挺着肚子在卖炊饼。二姨太见他落魄，扔了半个饼在地上，笑着说了句：“吴老爷，您那闺女，可比您有种。”

吴长友捡起饼，拍了拍灰，塞进嘴里嚼。饼是杂面的，硌牙，他一边嚼一边想起十八年前秀莲出生那晚，他抱着那个红彤彤的肉团子，跟媳妇说“我闺女以后得嫁个读书人，过安生日子”。那时候他还没给日本人做事，还是个本分的粮店伙计。人这东西，变坏从来不是一下子摔进泥坑的，是今天让一步，明天矮一截，慢慢把自己蜷成了个畜生。他觉得自己冤，乱世里谁不想活？可活下来的法子有千百种，他偏挑了最不是人的那一种。秀莲那剪子没割断自己的脖子，倒把他吴长友的脊梁骨给割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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