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翁同龢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卖对联，他好奇去看看，小孩的对联写的真不错，他说：“你小小年纪，就能写的这么好，将来必能大魁天下。”小男孩听完没有高兴，只是笑笑。因为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那会儿京城腊月里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翁同龢刚给光绪皇帝上完课回来，坐着青呢小轿路过正阳门边上，无意间一掀帘子，就瞧见了路边蹲着个穿补丁棉袄的孩子，冻得缩成一团，面前铺着几张红纸，上头墨迹还没干透。

翁师傅这人是出了名的爱才，他自己就是咸丰六年的状元，肚子里墨水多，也最爱惜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他赶紧叫轿夫停下，弯腰凑过去看那些对联。这一看，心里头不由得咯噔一下，这字写得周正，筋骨毕露，笔笔都有来路，搁在国子监那些年轻学生里头，也是拔尖的。翁同龢一生酷爱书法，早年学董其昌、米芾，中年又深耕颜真卿，他看字跟相马的老伯一样毒，一眼就相中了这苗子。

翁同龢问这孩子叫什么，孩子说姓刘，小名春霖。他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话，本想看到孩子高兴得跳起来。谁知刘春霖听完，只是咧嘴苦笑了一下，拿冻红的小手去收拾摊上的红纸。

翁同龢心里纳闷，细问之下才明白根由。刘春霖祖上是直隶的佃户，家里穷得叮当响，连童生试的保人都找不着。那时候的科举规矩死板得很，没有廪生担保，哪怕你是文曲星下凡也甭想进场。这孩子卖对联不是为了体验生活，是为了一口饭吃。他说“大魁天下”，在人家听来，就像是说梦话一般。

当时翁师傅叹了口气，掏了几两碎银子买了一副对联，也没再多说，上轿走了。他一个户部尚书，帝师之尊，总不能在大街上跟一个卖对联的孩子拜把子。这事儿搁在心里，他后来跟门生提起过，只是说那孩子“可惜了”。但翁同龢不知道的是，他这句无心的话，让旁边茶馆里一个姓解的老秀才听了个一清二楚。老解也是个心善的，看着寒风里发抖的刘春霖，就想起自己当年落魄的样子，一跺脚，几天后托关系给这孩子做了担保，让他得以参加县试。

后来的事情就跟说书唱戏似的，刘春霖从秀才一路考到举人，会试放榜排在前十名，一路杀进了光绪三十年的殿试。有意思的是，那一年的状元原本不该是他。主考官拟定的头名是广东的谭延闿，二名是广西的朱汝珍，刘春霖只排第三。卷子送到慈禧太后那儿，老佛爷一看“谭”字就皱眉，想起那个被她砍头的谭嗣同，看“朱”字就更不顺眼了，前朝皇姓，又让她想起溺死的珍妃。偏生刘春霖这名字起得吉祥，“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外加他是直隶人，脸朝北，慈禧觉得用个北方状元能安稳人心。

就这么着，翁同龢十六年前那句“大魁天下”竟一语成谶。不过说句实在话，翁师傅虽然眼光毒，可他这话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他是常熟人，书香门第，父亲翁心存是大学士，自己又是状元出身，在他看来考状元就跟探囊取物似的。可他忘了，世间多得是刘春霖这样有才却没门路的寒门子弟，这世道光有才华不够，还得有人肯弯下腰拉你一把，还得赶上老佛爷看名字顺眼。这所谓的“天命”背后，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弯弯绕。

翁同龢一生识人无数，唯独这次识对了结果，却猜错了过程。他以为的励志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场因名字避讳、地域平衡而造就的乌龙。他晚年被罢官回乡，光绪三十年去世，恰好就是刘春霖中状元的这一年，两人竟是擦肩而过，终究没在朝堂上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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