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赵佗，从客家人聚居山区的龙川，迁都到了百越人聚居的番禺(广州)。其走的，正是一条从“军事守将”，到“岭南之王”的转型之路。

广东龙川，为“客家首邑”，番禺(广州)，则是千年商都。谈及“番禺”(广州)。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秦至南越国时期，番禺(广州)是写作“蕃禺”。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时期，才简化为了“番禺”。

主流说法，是“二山说”。其名源于城内的“番山”和“禺山”而得名。公元前214年，任嚣在此依山建“番禺城”。

有观点认为，“番山”即今天的越秀山。认为“禺”通“隅”，“番禺”，即是指“番山的角落或附近区域”。

当然，做为岭南地区，百越土著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还有人指出，“蕃”指外族、外国。“番禺”，来自古百越语、南方壮侗语系汉译而来，自然也是指异族人(非汉人)聚居的区域，其中:
“番”代表村寨、聚落、圩镇；
​“禺”代表水边、河口、洼地。
合起来直译，就是：河口边上的大型聚落。

可见，赵佗南越国定都，要从龙川迁入番禺(广州)，看中的，就是这里是岭南地区，百越部落最为密集的核心区之一。一旦掌控，才能更好的树立权威，方便统治管理。

赵佗，在任龙川令时，其核心任务，只是在东江上游扼守交通要道，确保从江西进入岭南的补给线畅通。所以，龙川更像一个军事据点。但番禺(广州)，由于处于岭南腹地，为当地百越人的重要聚居地，那才是治理掌控的中心所在。

所以，做为赵佗兴王之地的龙川，确实是中原人入粤的“咽喉”。但秦末天下大乱时，赵佗封关绝道，首要的威胁，已不再是北方的秦军，而是要掌控岭南内部，当地百越人的反叛。由于番禺(广州)，是岭南百越人相对最为集中的地区，其所在的珠三角流域水网密布，秦军战船，便可以快速机动的前往镇压，这比在山区龙川，调兵就要高效得多。

再者，水聚为财。从山区龙川，迁都入了番禺(广州)，其实也是经济命脉重心的转移：
龙川，守的是“陆路补给线”。而番禺(广州)，是百越人聚居要地，掌控的是“海上贸易线”。当时的番禺，早已是犀角、象牙、珠玑的集散地，贸易活动相对也频繁。迁都于此，等于也是直接抓住了岭南百越土著，最丰厚的财政收入来源。

以番禺(广州)为中心，可以“镇内”。以龙川为门户，可以“防外”。这也就解释了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就立刻将都城从山区龙川，迁入百越人聚居的番禺(广州)——因为，只有坐镇百越人最多的地方，他才能真正坐镇而称王。

赵佗的这批南征秦军，相对于岭南百越土著而言，虽是最早的一批北方入侵者。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秦军的迁入，为历代北方中原人南迁，奠定了基本依据，不仅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也为国家奠定了基本疆域。

难怪毛主席，也称赞赵佗为“南下干部的第一人”。以赵佗等为首的这批秦军客家人，将北方中原先进的农耕、冶铁技术和汉字文化，一并的带入了“百越之地”。使得岭南地区，从蛮荒的原始氏族社会，直接的，又跨越到了开化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