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普遍是执着于罗香林所设定的“客家民系，成型于南宋”的说法，而跳不出这“坑”。
于是，以此标准，有人就以此来判定，唐朝以前没有“客家人”。所以，他们也更不会认可，“秦军南征部队，为已知最早客家人”的说法。

赵佗与秦军，他们南迁历史要更早，其身份是军事驻屯者和行政官员。但其与后世因战乱或生计南迁的客家人，在性质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一客居异乡(南方)了的中原移民后裔。

历代战争动乱，是产生“客家人”的最大原因。其最核心的定义，就是“由于历代中原战乱，而南迁的南方中原移民后代”。

故而，从这个最基本的认同出发，秦军作为有史记载以来，最早大规模、有组织进入岭南的中原人群，从而也被后来的南迁移民，视为“自己人”的源头和先驱，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毕竟，民间也从不纠结罗香林“客家民系南宋成型期”的说法：毕竟，对于大多数客家人来说，祖上来自中原、因乱世南迁，这就是家族口耳相传的真实记忆。

而学界，基于罗香林认知，强调“民系成型于两宋”，那也只是他们在研究文化特征（语言、习俗、心理认同）何时系统化、稳固化。但“文化特征成型”与“人群来源起点”是两个维度。王立群等人站在后一个维度，把秦军视为移民史的开端，这在逻辑上才完全自洽。

王立群教授，将秦军视为“已知最早的客家人”。那并不是对史实的草率判断，而是基于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的视角，其核心逻辑建立在了文化现象的现实遗存之上。

毕竟，在广东龙川，人们终于发现了庞大的姓氏群落，解开了五十万秦军消失之谜：
注意到广东河源龙川县佗城镇，一个镇就有近50个姓氏的祠堂。他也认为，这正是当年南征秦军在此“沉淀”下来、繁衍生息的最直观证据。时至今日，龙川秦军后裔，仍然在祭祀着赵佗。

民间，也有“客娘”的历史记忆：所以，他引用赵佗曾向朝廷请求派遣女子与士兵组成家庭繁衍后代一事，指出了这些女性，被后人尊称为 “客娘” ，视作客家人最早的“老祖奶奶”的典故。

于是，最后又基于以上两点，他将秦军驻守的龙川，定位为了“客家第一站”，是“客家首邑” 。

所以，这背后的逻辑链条，其实也很直接：既然今天客家核心地区有这么多源自中原的姓氏，又有关于“客娘”的集体记忆，那最早的源头，自然就是历史上最早大规模进入岭南的中原力量——秦军。

可见，如果完全被罗香林先生的“五次大迁徙”框架，给框死了。那么，学术上就像是个预设了既定程序，一个完美工整的“坑”。每每一讲“客家人”，就会自动的调出这个模板，自然是跳不出那个，“中原-赣闽-粤东”的单线叙事。从而，只能刻舟求剑，只能缘木求鱼。

从而，又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即：迁徙是持续千年的、潮汐般的、来回折返的生存常态，而并不只是简单的五次孤立、有起止点的所谓历史“事件”。

所以，王立群教授他们，能跳出这个框架，直接的从宏观上“中原移民后代”，这个最朴素的定义来出发，直接的把秦军，接进来——他们，用历史事实依据，来完善了罗香林的学术分期。是在用民间的、活着的历史感，来对抗学院派僵硬的“模型崇拜”。

可见，客家移民的历史，是中国移民历史上的宏大南迁史诗。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按某人、章节设定来展开的。这种移民史，更像是一条河，它有源头，也有支流，有暗河，也有断流后的重新涌出。所以，只有跳出先贤罗香林预设的“五次南迁”刻度，我们才能看见更真实的整体水势，重新来审视，客家人壮阔的迁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