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手写的会议记录究竟到哪里去了，疑惑一直没能解开。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最早对外公布的参会人员名单里面，没有邓小平的名字，当时有人认为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没有资格参加这场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说法流传了很多年。
 
1958年，邓小平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当场清楚指出自己当年开会时坐的位置，后来周恩来明确给出答复，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已经调任中央秘书长，正是以这个职务全程参加遵义会议，会议期间主要承担记录工作。
 
等到80年代，党史部门集中梳理长征史料，专门寻访还在世的参会老同志，逐一核对参会人员信息，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先后确认，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在场负责记录。
 
疑问没有就此全部消除，很多人继续追问，既然邓小平现场负责记录，这份手写原始记录为什么从来没有现世。
 
当年行军环境十分凶险，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机关持续转移，一路遭遇敌军不停追击，所有重要文件依靠马匹驮运，路上随时面临轰炸、涉水、紧急轻装的情况。
 
结合多位党史研究者梳理的线索，一种说法是四渡赤水阶段，敌机突袭，驮载中央机密文件的马匹受惊落水，大量文稿沉入河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后续长途行军物资压力巨大，为减轻负重，一部分非必须长期留存的草稿被就地销毁。
 
大家现在能够研究遵义会议详细过程，依靠的并不是邓小平这份现场记录，而是会后陈云写下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五十年代从莫斯科运回国内，80年代完成考证确认身份，成为还原遵义会议最核心的一手文献。
 
梳理完整考证过程能够看出，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大量手写文稿难以保存，不少珍贵史料永久遗失，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
 
官方信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网党史频道《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考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