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北方中原移民所带入的语言词汇，在广州话(白话)和客家话中，都有深刻体现，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相对来说，客家话中所保留的中原音韵，要比广州话口音，会更贴近秦汉以来的中原官话口音。

我们可以从声母（上古遗存）和韵母（历史演化）两个维度，来拆解——结论也很明确：客家话的“底层口音”确实更接近秦汉。而广州话，丰富的声调数量背后，其实那是唐宋以后，口音变得“复杂化”后的结果。

所以，广州话虽然和客家一样，也保留了不少秦汉以来的“词汇化石”（如“行”表走、“食”表吃）。但它的“音质”，在漫长商贸史演变中，其实早就经历了新的重塑：

毕竟，广州话是以当地百越人为主要使用者。而当地人，为了适应海上贸易，广州话的元音系统，也会变得相当复杂（韵腹多达十几种），声调甚至膨胀到“九声六调”。
所以，这其实就相当于，是在“用旧瓶子，又装了新酒”——词汇虽是古老的，但音韵的“共鸣腔”，却早已被百越底层语音和外来词汇，给重新塑了形。

至于客家话，由于使用者多为族群内部使用。所以，其会更像是“琥珀式的封存”一一不仅词汇古，就连发音的口腔开合度、声母的爆发力，都还是尽量维持了原样。说句夸张点的话：如果请一位秦汉士兵复活，他听广州话可能需要连蒙带猜，但听客家话的日常基本词汇（如“崖”、“食”、“行”），反而会更能瞬间找到“乡音”的肌肉记忆。

比如说:“古无轻唇音”现象。秦汉时期的中原官话，没有“f”这个唇齿音，凡今天的“f”，当时都读作双唇音“p”或“b”之类的（即“古无轻唇音”）。

传统点的客家话，就冻结了这一规则。比如“飞”字，读作“bi”，“饭”读作“pon”，“肥”读作“pui-pi”。嘴巴一闭一合，就像是秦军屯田时的发音习惯。

广州话，则演变成了“fei”、“faan”。“fei”，清亮的“f”音，是宋元时期受北方官话冲刷后形成的。单凭这一点，客家话的声母系统，就“直接穿越”回了秦汉。

再者，秦汉时期，没有今天“zh/ch/sh”的这类卷舌音，统统是读作舌尖中音“d/t”。

比如，客家话把“知”读作“di”，“彻”读作“tit”，“中”读作“tung”。舌头平直，不翘不卷。

广州话，虽然有部分保留（如“知”读zi），但整体口音上，也是向现代发音靠拢。所以说，客家人的舌头，就像是被军令钉在了下齿龈，千年不移。

最后，唐宋以后，北方官话把“k/g/h”这类牙音，在“i”面前软化为了“j/q/x”（如“家”从“ga”变“jia”）。

客家话，没有腭化。“家”依然读“ga”，“街”读“gai”，“咸”读“ham”。这种“硬邦邦”的喉音，正是秦汉雅言在山区堡垒中的回声。
广州话，虽然也保留了“gaa”（家），但在部分字上，其实还是出现了腭化松动。

所以，广州话和客家话相比较，最大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了口音差异上。只是总的来说，广州话是“古词今音”。而客家话，更像是原始标准的“古词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