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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秦军,不是已知最早的客家先民(客家人),而是广东珠三角当地原住民(广府人)?

赵佗秦军,不是已知最早的客家先民(客家人),而是广东珠三角当地原住民(广府人)?

在谈及“客家移民”(北方中原移民)早期源头的时候,不少人死板咬住“名词出现年代”来认定历史,拒绝承认秦朝龙川驻军,客家文化的先驱价值。但在给珠三角广府当地历史人物归类时,却可以无限的追溯南迁先民源流,默认归入南方本土体系,说“赵佗秦军,是广府先民”。

所以,用后世诞生的民系名词,来反向一刀切割掉古代北方移民的源流,本身就不够客观。

其实,赵佗带领秦军屯守古龙川,在粤东东江流域,种下最早的一批北方中原人定居社群,这批人,本身就是岭南地区,北方移民最早的火种,属于客家上古先民脉络。因此,后世基于客家民系多次南迁叠加,继承了这片区域的中原文化根基,所以,继而称赵佗为开基先祖,完全合理,可以成立。

不能因为秦朝时,没有“客家人”这三个字,然后就割裂了其“北方中原移民”源流的事实。对此,李吉奎教授曾经指出,赵佗秦军是客家先民初祖的原由一一本质上,就是基于这种移民历史溯源视角,从而,完全具备合理性,这一点理应被承认才对。

事实上,赵佗也不用强行被套上,秦朝不存在“客家人”的这个身份,就可以否定其“客家先民”的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其为粤东客家聚居区,最早的中原拓殖先祖,是事实上,客家先民的重要源头之一。

毕竟,后世“客家人”名词,也只能是个代号,其血脉、文化传承脉络才是内核,是可以合理向上追溯先祖的。

我们结合中山大学,李吉奎《佗城开基客安家》的研究观点,以及源流溯源的视角来看。其实,可以很完整的理顺这个定论的合理性。同时,做好概念区分,避免逻辑矛盾:

秦朝时期,赵佗镇守古龙川,依托的是东江上游山地,建立了中原驻军定居点。他奏请朝廷迁入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让戍边士兵落地成家,在粤北、粤东一带诞生了岭南最早稳定繁衍的中原移民社群。

而这片闽粤赣交界山区地带,正是日后,客家民系千年扎根的核心区域。后世客家人追溯南迁源头时,将开启粤东中原拓殖历史的赵佗,尊称为了“客家始祖”,属于中原移民文化源流上,合理的追认。这个,和我们追认炎黄为华夏始祖、秦汉先民,为汉族先祖都是同一个逻辑。

“客家”二字,作为专属族群称谓,虽然出现很晚,明清时期才有书面记载。但做为南迁中原移民先驱,从来不会因为后世名词的滞后,就直接能够否定上古先民的血脉传承关联。

所以说,赵佗所处的秦朝,虽然没有“客家人”的这种叫法。但他带领的中原军民,其实就是岭南第一批,深耕东江流域的北方中原移民后代;后续魏晋、两宋数次的衣冠南渡,中原族群亦是汇聚于此,层层叠加融合,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所以,从血脉根脉、文化传承来说,二者都属于一脉相承的南迁中原移民后裔,而非本土百越土著而来。

所以,说赵佗秦军,是已知最早的“客家人”,有着充足而清晰的历史渊源。赵佗开发的古龙川,早期就是以中原驻军屯垦为主体;而番禺(广州),则是基于百越部落密集的聚居区,汉化而来。因此,中原移民进入后,仍以融合本土化为主,主体不是北方移民后裔。

所,这些也是学界,之所以会认可赵佗秦军,作为客家早期先民的重要依据的原因:
毕竟,秦军扎根在粤东山区,带入最早的中原礼乐文化火种,为后来迁入的历代客家族群,能固守中原风俗、宗法礼制,埋下了最早的文化根基。因此,赵佗秦军是岭南地区,已知最早的一批北方“外来客”,是首批“客家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