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嘉靖朝攀附严嵩父子崛起的庞大官僚集团，靠死死抱住皇权大腿谋取利益，从不会公开和皇帝对着干，却在暗地里疯狂的结党营私，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
 
这群人虽然道德败坏，私欲滔天，但办起实事来手段极其老辣，能够帮助皇帝解决很多处理不了的难题。
 
第一位严党首脑严嵩，在嘉靖朝当了20年内阁首辅，是嘉靖炼丹炉旁最听话的青词宰相，也是史书中遗臭万年的千古奸相。
 
然而，早年的他本想做一个清高文人，甚至因不屑朝堂黑政辞官归隐10年，后来被老乡下言提拔回京，一步步深入权力中枢，才让他真正看清其中的黑暗。
 
之后反而迷上了权力。
 
为了上位，他选择迎合嘉靖，苦练青词，甚至不惜陷害自己的引路人夏言，将其送上断头台，自己则取而代之。
 
朝堂上逐渐形成一个以严嵩为首依附皇权的严党集团。
 
大明朝，只有一个人可以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可以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专门为了沉迷炼丹的皇帝搜刮民财。
 
他的权力大到可以公然打压异己皇帝也从不干涉。
 
沈炼、杨继胜都是被他陷害而亡。
 
蒙古兵临城下，严嵩都敢直接越过，皇帝下令守军避战自保，任凭城外的百姓惨遭劫掠。
 
他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只有东南战区的军饷和皇帝验丹的银两是否到位，彼时朝堂严党只手遮天，而严嵩本人也成了明朝最功于心计的伪善权相。
 
掌权20年，不光是人，也会用人，只要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第二位，严党实际操手严世蕃，作为首辅严嵩唯一的独生子，他一出生就坐上了仕途直通车，出入官场，担任的就是大明朝最赚钱的工部左侍郎。
 
后期严嵩精力不济，全靠他代替父亲给嘉靖写青词、做票拟，他由此也成了满朝百官口中权势滔天的小阁老。
 
手握大权后，他靠着疯狂卖官，在京城广建豪宅，收藏的奇珍异宝堆满了屋子，私生活极度放纵。
 
就连地方官来京城述职，第一个去见的也不是嘉靖皇帝，必须先去拜访小阁老，别的官员亲生母亲去世都要回去守孝，他直接得到特批夺情，继续在朝中霸权。
 
他活成了大明朝最天赋异禀，却也最猖狂跋扈、祸国最深的绝世鬼才。
 
这对父子把持朝政十余年，分工明确，父亲负责在前台应付嘉靖，装忠厚人设，儿子负责在后台操盘朝政，算账捞钱。
 
大家私下称这对父子为大丞相和小丞相。
 
但是人太狂了，就会发生意外。
 
随着严嵩年岁渐长，严世蕃越来越嚣张，首辅徐阶一纸诉状，把严嵩父子威胁皇权的罪证摆在了皇帝面前，掌权20年的严嵩直接倒台，身后的严党轰然倒塌，严世蕃也被斩首。
 
80多岁的严嵩被抄家削职，最后靠讨饭、坟头供品果腹，凄惨冻死街头，满朝清流弹冠相庆。
 
可这段历史最荒诞的反转就在这儿，当年东南抗倭的庞大军饷，戚家军的粮草补给，全是严党靠着敛财的手段，从地方硬生生抠出来的钱。
 
大明的平倭大业，还得靠严嵩在朝堂上替胡宗宪、戚继光遮风挡雨，才勉强撑得下去。
 
为什么明朝的士大夫到了清朝却变乖了？
 
因为清朝的统治模式恰好填补了明朝皇权体系中的一个系统性漏洞。
 
和汉唐皇帝不同，明清君主在体制稳定后，逐渐从王朝开创者蜕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
 
打个比方，唐朝就像李家开了一家叫大唐的企业，李氏一族长期出任CEO，且有大量股份。
 
但如果下面分公司的负责人能力足够强，积累的股份足够多，完全有机会反过来架空李氏这个CEO。
 
而明朝皇帝和官僚体系的关系更接近于人大与行政部门，以及裁判与场上球员的关系，二者在行政结构上并不属于同一个层级，哪怕皇帝本身的能力偏弱，他依然拥有法理上的最高仲裁权。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皇帝能通过大礼议事件扳倒三朝元老杨廷和，以及崇祯皇帝在位17年就能更换19任首辅，始终牢牢掌控最高权力的核心。
 
这种制度理论上有很多优点，包括但不限于官僚选拔的开放度相对更高，打破了世家对权力的垄断，还有高层政争也不再轻易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内战，皇权更替也相对稳定，以及理论上也能靠不断仲裁延缓整个文官系统的整体腐败。
 
但它在运行中暴露出一个结构性漏洞，那就是皇帝缺少与自己利益真正绑死的长期政治盟友。
 
明朝皇帝的权威依赖于行使仲裁权，他们的责任是通过仲裁阻止官僚系统的腐败。
 
可站在官僚系统的角度，他们嘴上自然拥护皇帝的仲裁权，实际的生存逻辑却是想尽办法躲开仲裁，该贪还是贪。
 
二者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根本利益上的对立，这一系统性漏洞导致了两个后果，一、在京城内，皇帝需要频繁参与政事，行使仲裁权。
 
权力不被使用，就等于没有，勤政是维持权威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