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的张镇洪教授观点来说:
“其实，珠玑并不是广府人的根，也不是广府人的祖地，如果大家认同我们是古百越族的子孙后代，那么古百越族的起源中心——广顺一带才是我们的祖地”。

这种说法，在人类学、考古学领域确实具有扎实的学术依据。其实，这也是珠江文化学派的立论基点：古广信，才是珠三角“广府文化”最早的孕育中心 。

只是这里，需要对“广顺”做一点勘误——结合上下文及岭南历史地理，张教授所指的“广顺”，应是“广信”才对。即，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交界处一带的西江中下游。

从血缘根脉上来说，珠三角广府本地人，其百越文明的“根”，在岭南在“古广信”：
从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看，岭南古百越人的起源中心，多在西江流域（以广信为中心）。该地出土的石峡文化、甑皮岩遗址等，年代也远超两宋珠玑巷的北方移民传说。而且，古广信是汉代交趾刺史部治所，是岭南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广东”“广西”之名，便是源自于此。现代DNA研究也显示，珠三角“广府人”的母系线粒体，高频携带南方土著的特征。

至于两宋时期，大量北方汉族移民，通过珠玑巷迁入珠三角，是一些移民的“宗族记忆”，而非“当地人人类学起源”的基础：

珠玑巷河南移民传说，则是南宋期间，从粤北南下的北方移民。是珠三角广府地区，绝大多数族谱记载的所谓“祖地”。但这本质上，还是宋代以来的北方移民文化建构，反映的是北方汉人与土著融合后，为了获取正统汉人身份，而构建出来的“中原南迁”集体传说。

它反映出来的，只是“文化认同上的根”，而不是“史前血缘上的血统原点”。毕竟，真正世居珠三角广府等地区的原住民，不是宋朝时期，才从北方迁入的汉族移民。

所以，张教授的观点，旨在拨正一个认识误区：不要试图把北方七百年的河南宗族迁移史，直接就代替了，岭南本土三千年的百越土著起源史。

所谓“广府文化”，本质上仍是基于岭南本土，百越底层文化（如稻作、龙舟、粤语中的古越语底层词）为基础。在历代，不断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过程中，才产生的汉越民族共同体产物。所以，立足于岭南本地，说“广府人，根在古广信”一一其实是从“人从何处来”的本源基本史实出发；而说“广府人，根在珠玑巷”，则是从“百越土著汉化”的文化认同，出发。

可见，两宋、元末从河南开封珠玑巷等地，迁入珠三角的北方移民，注入了珠三角，为“广府民系”成型，奠定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因此，而等于珠三角全部人口，都来自这些北方移民的说法。

毕竟，这两个“根”，本就是两层不同概念:
从血缘与史前文明来说，岭南百越先民世居珠江流域、西江流域，这片土地，才是他们数万年来的家园。古广信（封开‑梧州），作为西江交通枢纽，是岭南早期文明交融的核心地带。从这个维度来看，珠三角广府当地人的底色，深深的扎根于岭南本土的百越文化而来，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土著。

两宋时期，是北方移民注入岭南的高峰期，从汉化文明之根上来看，河南开封府珠玑巷，代表的则是唐宋以来，中原衣冠士族南迁，所带入的北方汉文明。
那时，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制度、儒家宗法、汉语文化，借着这批移民带入珠三角，才又重塑了本地社会文化形态，加速了当地土著，汉化的过程。

所以，二者观察尺度不一样：一个，是立足于岭南本地，看向史前与先秦的土著底色。一个，则是看向唐宋以后，北方中原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文明重塑，加快了当地人汉化的过程。

总之，在漫长岁月中，岭南本地百越族群，一直在不停的汉化。他们，在与历史上一波波南迁汉人，彼此融合过程中，才共同汇成后来独具岭南特色的“广府群体”。

而这，便是谭元亨所说的：“南越人的原色，就是广府人的底色”。张镇洪的这句话，也是基于从考古、史前文化的角度，把“百越土著底色”这个维度，又直接的点明了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