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最里边，压着一张纸条，黄得都快碎了。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八五年那天，我没把那个轮渡上的位子让出去，我后来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可能早就在武汉哪个桥洞底下饿死了吧。
那会儿在码头扛包，被黑心工头坑得兜里只剩五块二。五块二，在武汉，能干嘛？连一碗热干面加个蛋酒都得掂量掂量。绝望，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天是灰的，长江的水也是灰的，看谁都像要来抢你这五块二的。
工棚的床板底下，翻出这张被汗浸软了的纸条。是那个在船上吐得稀里哗啦的女人塞给我的。她说，有难处就来这个厂子找我。
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一句客气话。城里人不都这样吗？“有空来玩啊”，谁会真去？
可我没路走了。
第二天我就攥着这张纸条，找去了。门卫打了个电话，她穿着一身蓝色工装就出来了，比船上精神多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看见我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还真来了。
她没多问我一句落魄的细节，就领我吃了碗面，然后把我弄进了厂里当临时工。一天三块钱，月底结清，一分钱都不会扣你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周红英。
我问她，姐，萍水相逢的，你为啥信我？
她说，我哪是信你，我是看你让座那下子，就知道你不是个坏人。一个能在人挤人的船上，把自己的座让给陌生老婆子的人，能坏到哪去？
就这么简单。
一个座位，换了一条活路。
我在那个厂干了八年，后来去了南方。走之前跟她告别，她说年轻人出去闯是对的。
我说那张纸条我还留着呢。
她摆摆手，说留那玩意儿干啥，早该扔了。
我没扔。
现在我五十多了，有时候喝多了，还是会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看看。字早就糊了，但好像又能看清。
那上面写的哪是厂名地址啊，那写的是：
做个好人，老天爷饿不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