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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看《我的前半生》,不少观众被陈俊生一家的消费水平看懵了,丈夫在咨询公司担任

最近重看《我的前半生》,不少观众被陈俊生一家的消费水平看懵了,丈夫在咨询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网上普遍采用的收入估算约为年薪150万元,妻子罗子君没有工作,家里还有孩子,却穿着8万元的鞋,陈俊生手上还戴着公价约63万元的腕表。
 
150万元放在任何城市都属于高收入,问题是高收入不等于可以随便花150万元,工资首先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还可能扣除社保和公积金,剩下的钱才是家庭真正能够使用的现金,电视剧却把税前年薪直接拍出了千万身家的感觉。
 
按照现行综合所得税率简单计算,如果150万元全部属于工资收入,只扣除每年6万元基本费用,不考虑社保、公积金和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所得额为144万元,个税约46点61万元,税后剩下约103点39万元。
 
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能够减少部分个税,但社保、公积金本身也会占用当期现金,因此具体到手金额因人而异,大致落在百万元上下并不离谱,换算下来每个月真正能够支配的收入,平均也就是八九万元左右。
 
一块63万元的腕表,相当于这家人大约百分之六十一的税后年收入,一双8万元的鞋又占掉接近百分之八,两件东西加起来就是71万元,购买以后全年只剩32万元左右,还没有计算房贷、养车、保姆和孩子教育。
 
我认为,真正让观众觉得悬浮的不是罗子君买了一双昂贵的鞋,而是这家人的整套生活方式,豪宅、名牌、保姆、私家车、高档餐厅和奢侈品同时出现,所有开支却似乎都压在一个年薪150万元的丈夫身上。
 
一个只有单一收入来源的三口之家,正常情况下还要预留应急资金,因为高薪岗位并不意味着永远稳定,一旦失业、降薪或者家庭成员生病,房贷和生活开支不会自动消失,真正理性的高收入家庭反而更在意现金流安全。
 
当然,每个家庭的开销差距很大,房子是否全款、孩子读什么学校、有没有老人帮忙、保姆是否长期雇用,都会影响结果,但不管怎么计算,拿掉全年大半税后收入购买一块不能产生现金流的手表,都不像普通工薪家庭的选择。
 
这里还必须分清收入和财富,年薪150万元只是当年的劳动收入,如果陈俊生家里原本有几千万元资产、房屋没有贷款、父母提供过支持,或者过去已经积累了大量存款,那么购买几十万元的腕表当然并非完全不可能。
 
咨询行业的薪酬结构也不是只有固定工资,2017年《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该剧时提到,项目经理除了基本薪酬,还可能获得绩效奖金和项目提成,优秀项目的额外收入相当可观,因此150万元未必等于陈俊生家庭的全部收入。
 
但我认为,这恰恰暴露了电视剧在人物财务背景上的缺口,如果角色还有奖金、分红、投资收益和家庭资产,就应该通过剧情交代几笔,而不是只摆出一屋子奢侈品,再让观众自行脑补他背后还有一座看不见的金矿。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陈俊生佩戴的腕表公价约63万元,不代表剧情明确表现他按照公价购买,影视剧里的服装、腕表和包可能属于造型道具或品牌合作,因此不能仅凭演员戴过,就断定角色真的从家庭账户支付了63万元。
 
不过道具也是人物叙事的一部分,观众看到什么,就会据此判断角色处于什么阶层,编剧和造型团队既然让一个咨询公司中层住豪宅、戴陀飞轮腕表,又把妻子塑造成日常购买高价鞋包的全职太太,就应该保证收入设定能够接得住。
 
《我的前半生》拍摄于2016年前后,2017年播出,当时150万元年薪的购买力确实比现在更强,如果房子购入较早,居住成本也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但63万元腕表仍相当于税前年薪的百分之四十二,比例依旧十分夸张。
 
我认为,好的都市剧可以展现富裕生活,也可以让人物挥霍,甚至可以故意写一个没有理财观念的家庭,但人物花钱必须产生后果,如果罗子君长期如此消费,剧情至少应该交代家庭存款下降、夫妻争执或者陈俊生承担的经济压力。
 
电视剧常用豪车、名表和名牌衣服快速塑造精英感,因为拍一块手表比解释职业晋升容易,摆一套豪宅也比讲清楚收入结构直观,可这种省事的创作方式一旦脱离真实生活,人物就会从职场中产突然跳成隐形富豪。
 
现在的观众越来越不好糊弄,并不是大家仇视有钱人,而是普通人每天都在算房贷、教育、保险和生活成本,一眼就能看出人物的账是否对得上,收入和消费之间只要差一个数量级,再精彩的剧情也容易失去代入感。
 
说到底,年薪150万元不是穷,但距离随手购买63万元腕表、8万元鞋子还有很远,除非这个家庭拥有巨额存款、投资收益或其他资产,否则这样的消费不是精致,而是在透支安全感,编剧想拍富人生活没有问题,至少先把账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