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看到了毛主席的《诗词十九首》，他愤然写下评价：“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辈子提倡白话文，对旧体诗词的格律要求很严，他在1959年3月11日的日记里抄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还专门请语言学家赵元任看这首词的韵脚，问"舞、虎、雨"这几个字怎么能跟"有"韵字相押。
 
赵元任也说，湖南韵也没有这种通韵法。胡适认为《蝶恋花》词牌要求上下阕同调，毛泽东这首词上下阕不同韵，不符合格律。
 
1957年，李淑一把纪念丈夫柳直荀的词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了这首词回复她，词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柳直荀，两个人都是革命烈士。
 
章士钊曾经问毛泽东"骄杨"两个字怎么理解，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首词"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意思是为了内容，格律只能让步。
 
胡适的批评有一定道理，这首词确实上下阕不同韵，但诗词不是数学题，不能只看格律不看内容，这首词感情真挚，想象奇特，把对烈士的悼念写到了极致，是公认的佳作，毛泽东自己也很谦虚，说他的诗"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一个人越有成就越谦虚，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
 
胡适的批评有没有政治因素？肯定有，胡适1949年后去了美国，后来又去了台湾，一直对共产党持批评态度，他批评毛泽东诗词，不完全是学术讨论，也有政治立场的因素，但话说回来，文学批评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关键看批评得有没有道理，能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诗词已经成为经典，《蝶恋花·答李淑一》被广泛传颂，还谱成了歌曲，感动了几代人。胡适的批评并没有影响这首词的地位，这说明，真正好的作品不怕别人批评，时间会给出公正的评价，靠骂几句、挑点格律上的毛病，是否定不了一部经典的。
 
放到今天看，这个故事最让人感慨的是文化自信，这些年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古诗词进课本、上电视，老百姓都喜欢，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被大家喜爱。
 
我们不排斥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不能因为个别批评就否定经典，文化自信，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底气，不因为别人说几句不好就动摇。
 
胡适说《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这话太绝对了，一首词好不好，不能只看格律对不对，要看它能不能打动人心，这首词感动了几代中国人，这就够了。文学艺术没有唯一标准，格律是工具不是目的。
 
胡适在学术上有贡献，但在这件事上，他的偏见大于学识，真正的经典，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是人民群众说了算，是历史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