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看过《我不是药神》，程勇从印度带回仿制药，白血病人称他为药神，法律认定他是走私贩。
 
然而法律没有错，程勇也没有错。
 
其实400年前的大明朝也有一个类似程勇的人物，只不过他不涉及药品，而是触动了一个王朝的根基，他就是张居正。
 
从明朝法律角度来说，张居正是毫无疑问的权臣。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制度，将天下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再设有总领政务的宰相。
 
而所谓内阁，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其内阁学士官阶也只有五品，职责是为奏章票拟，撰写处理意见，贴在上面供皇帝参考。
 
用今天的话说，内阁就是顾问团，不是决策层，既没有指挥六部的权力，也没有独立的行政职权。
 
这就是明朝200多年的法理红线：谁也不能成为事实上的二把手，谁也不能把六部变成自己的下属。
 
谁敢越过这条线？
 
从制度层面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推行了考成法。
 
简单说就是六部的公事以后不再直接对皇帝负责，改为对内阁负责，内阁确认办完才算办完，内阁认为没办好就要重新处理。
 
原本只负责提意见的秘书机构，摇身一变成了考核百官、总领政务的实际宰相。
 
仅凭这一条，不管初衷是什么，张居正已经将大明的制度踩在了脚下。
 
就像程勇卖药，按照当时的药品管理法，他的确是在走私假药，属于犯罪。
 
程勇为什么知法犯法？
 
因为正版药四万五一瓶，普通人吃三年就能吃掉一套房，不吃就只能等死。
 
张居正为什么知法犯法？
 
因为到嘉靖、隆庆年间，大明的制度已经僵死。
 
朱元璋设计这套制度时，默认皇帝是工作狂，像他自己一样每天批阅奏章到凌晨，精力无限，事必躬亲。
 
可事实上，他的后代有的身居后宫修仙，有的沉迷木匠活，有的几十年不上朝。
 
制度设计的前提消失，整个官僚体系随之散架。
 
官员们只讲资历，不问实际，公文流转层层推诿，一件事能拖好几年。
 
国库空虚，边备废弛，土地被宗室和豪强兼并得越来越多，底层农民被逼得流离失所，流民遍地。
 
北方的蒙古、东南的倭寇年年犯边，军队缺饷缺员，连像样的操练都没有。
 
谁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按规矩来，就是看着国家烂下去。
 
这个时候，张居正站了出来。
 
他主政十年，推行的都是打破常规的举措。
 
一条鞭法让国库从年年亏空变成存银数百万。
 
清丈土地让普通百姓减少了倾家荡产的风险。
 
任用戚继光、李成梁镇守边境，整顿兵备，让几十年不安宁的北方边境迎来了难得的太平。
 
考成法逼着各级官员真正办事、提高效率。
 
《明史》评价他“通识政体，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后世更有人直接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程勇的药不合规矩却能救命，张居正的举措不合制度却能救国。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权倾朝野，没人敢动他。
 
万历十一年，皇帝翻脸，下令抄家夺爵。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堪压力自缢身亡，家族遭受重创。
 
这个结局，张居正是预料之中的。
 
他说过一句话：“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还说过一句更直接的话：“吾非相，乃摄也。”
 
意思是自己本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宰相，而是替皇帝摄政的人。
 
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越界，比谁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比谁都清楚身后会遭遇什么，但他还是做了。
 
因为比起恪守制度的虚名，比起全身而退的安稳，他更想让这个国家好好走下去。
 
那么，张居正到底是权臣还是英雄？
 
其实到这里，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历史，看到的永远只是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而不是历史真正的样子。
 
程勇是好人还是罪犯？
 
他都是。
 
他既是救了上千人的药神，也是触犯法律的走私犯，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因为他面对的本就是一个怎么做都不对的局面。
 
张居正也一样，他既是突破制度的权臣，也是挽救大明的英雄。
 
他不是在好和坏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守规矩看着国家烂掉和破规矩给自己留隐患之间做选择，最终他选了后者。
 
这也正是张居正伟大的地方。
 
回望四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依然会问：张居正到底是拯救大明的英雄还是破坏制度的权臣？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