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有一支代号为“飞虎”的侦察大队，兵员是从万岁军38军选拔了838名指战员组建第12侦察大队，于1986年奔赴老山参加轮战。
 
屈明安担任侦察大队参谋长，主要任务不是冲在最前面，而是把每次行动提前想清楚，把突击队员可能遇到的危险尽量估计到，把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机会牢牢抓住。
 
这类工作听起来不像冲锋那样轰轰烈烈，可在侦察作战中，方案差一个细节，结果可能就是两回事。越军阵地在哪里，雷区怎么分布，哪条路适合接近，撤回时会不会遇到增援，炮火能不能及时压制，这些问题都要在战前反复研究。
 
屈明安会组织参谋人员和突击队员开展沙盘推演，把阵地、火力点、通道和撤退路线摆在一起分析。哪一组负责接近，哪一组负责掩护，遇到敌人增援怎么办，退路被封又怎么调整，都要提前设想。
 
问题是，沙盘上的线路再清楚，也不能代替真实战场。山地地形复杂，雷区和暗堡往往藏在视线之外，越军火力配置还可能随时变化。侦察队伍一旦进入敌境，时间、距离和声音都会变成压力。
 
所以，侦察行动并不只是为了抓一个俘虏，也不只是为了消灭几个敌人。摸清阵地情况，确认火力部署，掌握通行路线，排除雷区，都是任务的一部分。捕俘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之一。
 
1987年3月28日，著名的3804捕俘战斗打响。这个行动的突击骨干和作战计划，经过屈明安审定，战前也做了充分准备。
 
到了战斗现场，情况不会完全按照计划发展。屈明安临机决断，协调我方炮兵做好火力压制准备，一旦越军开火或者增援部队赶来，就及时压制对方火力，为捕俘队员争取时间。
 
抓捕只是前半段，安全撤回才是完整任务。很多战斗在接近目标时看起来顺利，真正危险往往出现在撤退阶段。敌人发现阵地遭到袭击后，可能迅速组织追击，炮火也可能封锁通道。突击队能不能顺利带着俘虏返回，考验的是整个指挥体系。
 
3804战斗之所以被记住，不只因为完成了捕俘任务，也因为它体现了侦察行动的基本逻辑，提前准备，临场调整，火力配合，稳妥撤离，缺一环都可能影响结果。
 
从1986年9月26日到1987年12月18日，屈明安共组织各种侦察行动336次。这个数字背后，不是简单重复的出发和返回，而是一场场不同目标、不同路线、不同风险的作战安排。
 
这些行动共毙敌113名，俘敌7名，摧毁敌军驻兵房33栋，火炮6门，弹药库1座，火力点14个，各种枪械29件，工事猫耳洞22处，还排除地雷257枚。
 
这些数据说明，侦察大队承担的任务非常复杂。有些行动需要深入敌后获取情报，有些行动要打掉火力点，有些行动则要清理通路，为后续行动减少危险。侦察兵不是只负责看一眼、报个位置，而是常常要在高风险环境中完成侦察、破袭、捕俘和排雷等任务。
 
地雷排除尤其考验耐心。战斗中消灭敌人，结果往往很快就能看见，排雷却需要一步一步确认。257枚地雷被排除，意味着不少通道被重新打开，也意味着侦察队员面对的危险并没有因为任务听起来安静，就变得更小。
 
从抗美援朝时期的敌后侦察，到后来边境作战中的捕俘和排雷，侦察兵一直承担着一个特点相同的任务，就是把不清楚的情况变成可以判断的情报，把危险道路变成部队能够利用的通道。战场上的胜负，很多时候就从这些看不见的准备开始。
 
当然，336次行动不等于每一次都能达到同样的战果。侦察行动有时只为确认敌情，有时需要主动接触，有时还要因为敌情变化及时放弃原计划。军事行动不是做题，不能只看结果，也要看有没有让队伍安全回来，有没有为后续作战提供有效信息。
 
第12侦察大队轮战期间，共有11人负伤，3人牺牲。这个数字不算庞大，却足以说明任务风险。每一次成功返回，背后都包含队员的判断、配合和运气，也离不开后方指挥人员对细节的安排。
 
屈明安的作用，正是在队伍出发前把问题想得更细，在行动过程中把变化看得更快，在关键时刻把炮火和突击力量调到需要的地方。他未必总在镜头里，也未必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但侦察大队一次次完成任务，离不开这样的幕后指挥。
 
有人说，冲锋最能体现勇敢。可在老山这样的山地战场上，勇敢不能代替判断，热血也不能代替准备。没有准确路线，突击队可能走进雷区，没有火力掩护，捕俘队可能陷入包围，没有清晰撤退方案，完成任务也未必能够安全回撤。
 
说到底，屈明安留下的记忆，不只是336次侦察、113名毙敌和7名俘敌这些数字，更是一个参谋长对战友生命负责的态度。把风险提前算一遍，把行动多推演几遍，把能想到的困难都摆到桌面上，再让队伍出发，这就是老山侦察战斗中看不见却极关键的一部分。
 
第12侦察大队的战绩属于全体官兵，屈明安的贡献也写在每一次行动方案、每一次临机指挥和每一条安全撤回的路线上。南疆边境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也留下了那段不该被忘记的战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