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因为和蒋经国有特殊关系，所以有时候和蒋介石说话都不客气。
 
 
1941年冬天，一辆黑色轿车在成渝公路上疾驰。车里坐着一位留着及胸长髯的老人，他叫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他刚结束西北数省视察，正从成都赶回重庆。成渝公路路面窄，弯道多，车行至一座山下坡时，司机没能控制住速度，车子冲出公路，翻下悬崖。
 
 
车身在空中接连翻滚，最后砸进崖旁田里。附近的人赶来救援，都以为车里的人凶多吉少。车门打开后，里面的人竟然都活着，只是受了惊吓，有几位擦破了皮。
 
 
于右任身上也不过几处小擦伤。他被送到重庆后，当局考虑到他年纪大，硬让他住进医院观察。他本人很不情愿，觉得抗战期间公务堆积如山，哪有闲工夫躺在医院里。
 
 
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派了一位秘书专程到医院探望。秘书推开病房门，于右任正躺在床上看书。
 
 
他见来人是蒋介石的秘书，把书往旁边一扔，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秘书脸上堆着笑，轻手轻脚走到病床前，低声说：“院长，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委座特地派我前来看看院长，您老受惊了。”于右任睁开眼看了他一下，随即又合上眼皮。
 
 
按说慰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可这位秘书继续笑着问：“院长，听说您的汽车从山上掉下来时，在空中翻了好几个跟斗，当时您的感觉如何？车子一翻时您老的感觉怎样？”
 
 
于右任闭着眼，一声不吭。秘书又追问：“二翻的时候又如何？”病床上的人一动不动。秘书像是没看见，接着问：“三翻呢，又如何？”
 
 
于右任突然睁开双眼，瞪得溜圆，一把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大声说：“三番（翻）我就和（活）了！”
 
 
这句话搁在麻将桌上，意思是第三圈就和牌了。于右任把翻车的“翻”借了麻将术语的谐音，一句话把秘书堵了回去。
 
 
秘书问他翻车是什么感受，他回的是打麻将的感受。这个回答传出去之后，在场的人没有不笑的。
 
 
于右任敢这样说话，不是没来由。他是同盟会老成员，早在1906年就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蒋介石还老。
 
 
1930年起他担任监察院院长，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专干弹劾官员的差事。
 
 
他弹劾过宋子文，查办过孔祥熙，检举信递到蒋介石办公桌上，连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都跟着紧张。更让蒋介石不舒服的是于右任在西北的威望。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每次回西北视察，当地老百姓的热情都超出官方预料。
 
 
有一次他到西北考察，沿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有人就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西北人只知于右任而不知蒋委员长。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1943年秋天，蒋介石把于右任请到官邸，说是请于右任指点自己的书法。蒋介石写了一幅“天下为公”，请于右任评价。
 
 
于右任看了之后说：“委员长，您的字，写的一脚深一脚浅。”在场的秘书脸都白了，赶紧打圆场说“于老是说这字灵活多变”。蒋介石虽然还在笑，脸色却已经铁青。
 
 
于右任和蒋经国之间倒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于右任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蒋经国，内容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蒋经国收到后很高兴，当即表示要挂在办公室里。这副对联写的既是做人道理，也含着对于蒋经国的期许。
 
 
于右任在国民党内的辈分和威望摆在那里，蒋经国在他面前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这层特殊交情，也让于右任在蒋家面前多了几分底气。
 
 
他平时生活极其简朴，在台湾时期常为生计发愁，病了没钱住院，牙医建议他装假牙，他因为付不起费用只好作罢。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遗嘱，人们把他两年前写的《望大陆》当作了遗言。那首诗里写的是“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