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敬轩一开始到香港时被人歧视，后面却又歧视他人？
张敬轩的公众形象始终伴随着一个充满矛盾的叙事：他既是歧视的受害者，也是后来被广泛批评的歧视施加者。

2002年从广州南下香港发展时，张敬轩确实遭遇过来自部分港人的地域偏见。他因“内地人”身份被的士司机辱骂“来香港抢饭碗”，被娱乐杂志嘲讽“乡音浓”，甚至被DJ问出“广州居然也有麦当劳？”这样暴露认知偏差的问题。他本人也坦承过对可能被歧视的恐惧。

然而，随着在香港站稳脚跟，张敬轩的言行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方向。2014年内地幼童香港街头便溺事件中，面对港府官员苏锦梁呼吁包容的表态，张敬轩在社交平台以“到阁下官邸便溺”相嘲讽，完全无视了当事母亲用纸尿裤接尿的事实。2015年，他更发文嘲讽呼吁“饮水思源”的立法会议员蒋丽芸，用“买鸡翅要感谢鸡场老板”的比喻消解东江水供港的民生意义，并模仿受伤倒地的爱国学者卢宠茂的姿势拍照，配文“好喜欢这个pose”。

一个曾因口音和出身被轻视的人，在获得话语权后，选择用同样的逻辑去轻视和嘲讽另一群人。
从心理学角度看，张敬轩的经历呈现为一种“受害者—加害者循环”：

初到香港时，他所遭遇的是一系列持续的身份认同威胁：的士司机当面辱骂，媒体嘲笑他的“乡音”，被问“广州居然也有麦当劳”。当一个人的原群体被贬低，而他必须在新群体中生存时，归属焦虑便产生了。为了被香港圈子接纳，他采取了过度顺应的策略：嘲讽内地游客、内地粉丝，乃至东江水政策，以此证明自己“站在香港这边”。这种“内群体贬损”，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换取新群体信任的防御性认同。换句话说就是皈依者狂热。

被歧视带来的羞辱感若未被消化，便会转化为投射与置换。他无法直接反击当年的歧视者，便把愤怒转向更安全、更弱势的对象：内地游客、女粉丝、受伤的教授。通过嘲讽和玩梗，他获得了一种“我终于不是被笑的人”的控制感与优越感，补偿曾经受损的自尊。

认知失调也在起作用。他明知被歧视的痛苦，却复制了类似行为，于是需要合理化：“是他们不守规矩”“包容不是纵容”“我只是开玩笑”。这种道德推脱减轻了内心冲突。而社交媒体的点赞、哄笑与粉丝追捧，又进一步强化了攻击行为，使其在群体反馈中被正常化。

从被歧视者到有话语权者，他形成了一种权力补偿：过去无力还击，如今用语言暴力对待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