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名男子与女友举办婚宴之后开始同居，但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筹备婚事期间男方先后转账 30 余万元，首次转账备注 “礼金” 后该笔转账被退回；女方提出重新转账时备注要写 “自愿赠与”。男方按要求重新转账之后，双方后续并未登记结婚，婚事告吹。男方起诉，主张返还全部彩礼；女方则以转账备注写明自愿赠与为由拒绝返还，随后诉至法院，法院就此作出判决。

张某和李某的争议，其实卡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上。钱已经按照李某要求写成“自愿赠与”，法院还会不会继续追查这30多万元究竟为什么给？

类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给出了很具体的参照。

2020年10月，赵某与李某相识恋爱。到了谈婚论嫁阶段，赵某上门提亲，按照当地习俗给了6.6万元礼金。2021年2月，两人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李某又答应赵某，购买车辆后便办理结婚登记。

赵某于是拿出15万元作为购车款。单看钱的名称，这15万元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彩礼不同，可这笔钱有明确的婚姻背景。法院后来结合聊天记录等证据查明，赵某支付购车款与办理结婚登记的约定直接相关。

偏偏一个月后，两人发生争吵。2021年3月，李某回到娘家，此后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赵某最终起诉，要求返还6.6万元礼金和15万元购车款。

法院没有只盯着“购车款”三个字，而是追查付款目的，认定15万元同样具有彩礼性质。不过双方毕竟共同生活过，李某恋爱期间还曾怀孕并进行人工流产。综合这些实际情况后，法院没有支持全部返还，最终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

这与上海张某遇到的问题有相通之处。转账备注是证据，但不能单独决定一笔钱的性质。给钱发生在什么时候，双方是否正在筹备婚姻，付款与结婚有没有直接关系，都可能成为法院判断的依据。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也明确要求结合给付目的、时间、方式、价值和当地习俗等事实综合认定。

可事情还有另一面，没有登记结婚，也不代表彩礼必然原数退回。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公布的另一案件中，张某与赵某2018年11月经介绍相识，2019年2月开始共同生活。2020年6月，两人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又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赵某收取16万元彩礼，但两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

到了2022年8月，两人结束同居。张某认为既然没有结婚证，便要求赵某返还80%的彩礼，也就是12.8万元。

法院审理时却没有只看那张结婚证。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三年多，还生育并共同抚养孩子，生活关系早已不是短暂相处。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张某返还12.8万元的请求。

反过来，领了结婚证也不是绝对不用返还。刘某与朱某2020年7月确定恋爱关系，同年9月登记结婚。刘某当月给朱某转了80万元，备注“彩礼”，又转26万元并注明“五金”，总计106万元。

然而两人在不同省份工作生活，婚姻维持不到三个月，2020年11月便协议离婚，没有生育子女，也没有形成稳定共同生活。法院把26万元“五金”也纳入彩礼考量，同时扣除了筹备婚礼、旅游和亲友往来等共同支出的影响，最后判令返还80万元。

几个案件放到一起，张某那笔被改成“自愿赠与”的30多万元该怎么看，就清楚多了。法院审查的并非只有转账页面上的几个字，而是钱为什么给、婚礼是否举行、共同生活多久、有没有实际共同支出等一整套事实。

所以，上海这场纠纷真正关键的地方，也正是张某最初留下的“礼金”记录、后来为何修改备注，以及双方已经办婚宴并共同生活这些事实。

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全额返还，而是综合双方实际共同生活等情况，判令李某返还20万元。一个备注能够成为证据，却不能把整段婚恋过程和真实付款目的全部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