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九十五岁的张学良终于开口：于凤至和我的秘书搞在一起了，四个孩子的死，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她。

那天在夏威夷，坐在他对面的是侄女张闾蘅。她没接这句话，只看见老人说完后，右手在轮椅扶手上敲了两下，眼睛往门口瞟。屋里没有别人，赵一荻在里间休息。张闾蘅问：“您说的秘书，叫什么名字？”

张学良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张闾蘅不是来听他骂人的。她刚给他送完药，本来只想说洛杉矶那边来了电话，闾瑛身体还好。可老人把“四个孩子”说出口，她不能装没听见。

“闾瑛姐还在。”她说。

张学良脸色沉下来：“她跟死了有什么两样？几十年见不着。”

张闾蘅没跟他争。她只问：“三个弟弟走的时候，您在哪？”

张学良不说话了。

他记得自己在贵州的山里，记得在台湾的院子里，记得门口总有人站岗。可三个儿子咽气时，他确实不在。一个在东北，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他都不在。

张闾蘅把电话推过去，拨了洛杉矶的号码。越洋线路沙沙响。闾瑛的声音传出来：“爸，我是闾瑛。”

张学良握着听筒，半天没出声。

闾瑛说：“我下个月去夏威夷看您。”

他忽然问：“你妈走时，你在不在？”

那头停了停：“我在。她一直念您。”

张学良把电话放下了。

赵一荻从里间出来，轻声说：“汉卿，过去的事，别再提了。”张学良却转头问张闾蘅：“当年在贵州，她来信说请了个秘书，男的女的？”

张闾蘅看着他：“女的。教会里帮忙写英文信的。您把‘女’字记丢了。”

张学良愣在那里。

他记了半辈子的事，连男女都没记对。那个所谓和于凤至“搞在一起”的秘书，根本叫不出名字。后来帅府旧人跟张闾蘅说过，于凤至在美国请人帮孩子办入学、看病，来来往往都是教会干事。老人把几个字听混了，又在自己心里关了几十年，越关越像真的。

张闾蘅没有逼他认错。她推着轮椅到阳台。海风很大，吹得老人眯起眼。

张学良忽然说：“我不恨她。”

张闾蘅问：“那您为什么那么说？”

“我恨我活得太长。”他说，“他们都走了，我还坐着。”

张闾蘅说：“您要是真不恨，就别再跟人说她跟秘书的事。”

张学良没点头，也没摇头。他只说：“闾瑛来了，别让她提她妈。”

那天以后，访客再到夏威夷，有人问起于凤至，张学良就摆摆手：“过去了。”有人把这话当成原谅，也有人当成老糊涂。张闾蘅知道，他不是原谅，他是没力气再编了。

一个月后，闾瑛真的来了。张学良坐在轮椅上，看着女儿走近。他第一句话是：“你像你妈。”

闾瑛没接话，蹲下来给他理了理毯子。

张学良转头问护士：“药呢？”

护士把药递过来。他吞下去，又朝门口看了一眼。门口空着，只有海风把窗帘吹起一角。

他再没提过那个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