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8日，陕西商县杨峪河乡王墹村，一支寻找失踪亲人四个月的队伍和一个正被扭送派出所的矮小男人在村口撞了个正着。
正是这次偶遇，挖出了新中国刑事史上最骇人的案子——从龙治民家堂屋、猪圈、萝卜窖底下，先后抬出48具尸体，而站在这一片尸骨中间的，除了凶手龙治民，还有一个下肢瘫痪、连门都走不出去的女人：他的妻子闫淑霞。

闫淑霞是金陵寺镇人，幼年患脑膜炎落下残疾，双腿瘫痪，当地人称"瘫子"。1978年，经亲友多方撮合，她嫁给了大她几岁、游手好闲到全村闻名的龙治民。
一个没人愿嫁的懒汉，一个没人敢娶的瘫子，这门婚事在当时没有任何浪漫色彩，也少有幸福可言。按《陕西省志》等地方资料的记载，两人婚后生活比结婚之前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治民不理不睬。1979年两人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家从一开始就缺钱、缺劳力、缺尊严，唯独不缺的是裂缝。
这道裂缝很快变成了深渊。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混工分吃大锅饭的日子过不成了，龙治民开始以雇工干活、提亲说媒、免费住宿为名，从商县汽车站、广场把人往家里骗。1983年3月到1985年5月，48人（男31人、女17人）被骗进这个家，趁不备或熟睡时被镬头、木棍击打头部、再用刀刺颈部致死，仅1985年1月至5月26日就杀了35人。尸体埋在自家堂屋、炕边、楼上和院里。闫淑霞瘫在床上，动不了，但她看得见，也听得见。

对于闫淑霞在这起骇人的大案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从起诉书"龙治民夫妇"的并列提法和法院"共同杀死48人"的认定看，她不是旁观者，而是共犯。
多起案件中，龙治民为了确保被害人不会反抗，先引诱被害人与闫淑霞发生性关系，再趁其熟睡下杀手——她既是诱饵，也是这场杀戮机制里的一环。
据案前村民回忆和她自己语无伦次间漏出的话——"家里来了人第二天就不见了"，"洗衣服水红红的"——她对家里在发生什么心知肚明。
但比知情更复杂的是她的另一重身份：她长期遭受龙治民虐待，案发三年前，曾由舅父代笔向有关部门写过一份离婚诉状，里面不仅控诉虐待，还透露出龙治民犯罪的一些情况。
然而这份诉状最终却石沉大海，没人当回事。有关媒体关于此案的"案件启示"部分也记载，闫淑霞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龙治民的犯罪事实，未引起重视。到了案发前几日，她已经怕得不敢回家，蜷在村里的碾房里住，任龙治民怎么叫都不回去。
这就是闫淑霞身上最悲剧也最扭曲的地方：她几乎踩到了"受害者"和"告发者"的门槛，却最终倒在了"共犯"这一侧。
从人性角度解剖，她的罪不是龙治民那种主动的、成瘾性的恶，而是一种更常见也更值得警惕的恶——恐惧驯化出来的顺从。
一个瘫痪的、被虐待的、求助无门的农村妇女，她的世界小到只有那几间埋着尸体的屋子。她写离婚诉状，说明她知道是非；她躲进碾房，说明她知道恐惧；她说出"洗衣服水红红的"，说明她的良心并非全无声息。但这一切加起来，都没能让她跨出报官的那一步。
她的恶是"不作为的恶"叠加"被裹挟的作为"：明知丈夫杀人而沉默，配合丈夫以色相稳住猎物，任由尸体在自己身处的屋檐下越堆越高。
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放在闫淑霞身上比放在任何官僚身上都更贴切——她不需要信仰杀戮，只需要每一天选择活下去、选择闭眼，恶就自己完成了。
而她那点微弱的反抗，恰恰证明她不是没有选择的能力，只是把这份能力用在了自保上，而非救人性命上。法律没有、也不应该因为她瘫痪、被虐、报过案就豁免她——四十八条人命里，有她递出去的那一份安稳假象。

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夫妇二人提起公诉；9月20日，商洛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两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被陕西省高院驳回；9月27日，在商县体育场万人公审大会之后，两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年正是"严打"期间，舆论对这对"恶魔夫妇"几乎没有任何宽宥的声浪——万人空巷的公审、街谈巷议的唾骂，主流看法就一句话：一个瘫子也救不了她，因为四十八条命是在她眼皮子底下没的。案发后，商县人外出打工无人接收、干部出差没法住宿吃饭，"仿佛一夜之间，商县人都成了活阎王"，在这样的集体恐慌里，没人有心思替闫淑霞分辨她有几分被迫、几分自愿。
倒是多年以后，复盘此案的人越来越多地盯住那份被搁置的离婚诉状：如果当年有人把她那句含混的控诉当真，后面几十条命本可以不用死。
她的死刑没有争议，但她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长久的质问——质问每一个接到微弱呼救却转过身去的人。
这对恶魔夫妇死后，那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由外婆抚养，在学校被同学羞辱欺负到退学，最后改名换姓远嫁新疆，用一辈子替父母偿还一笔并不是她欠下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