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崩牙驹出狱后找到小弟洗米华说：“当初我借你三千万，如今我要十分之一的股份，不过分吧？”小弟：“我只能还钱，股份不行。”
 
但洗米华没有答应。
 
他把一张填好的支票放在红木茶几上，金额是6000万港币，然后说明，股份不能给，钱可以还。谈判地点已经不是从前的糖水铺，也不是码头仓库，而是高层办公室，窗外是澳门夜景，墙上挂着与各界人物的合影。
 
同样是澳门，同样是两个人，位置却早已换了。
 
崩牙驹没有马上看支票，他先看了看办公室，又看了看那些合影。过去靠胆量和人脉闯出来的人，面对一套越来越讲文件、讲牌照、讲合同的生意规则，真的还能用老办法解决问题吗？
 
这一次，他没有翻脸，也没有继续争股份，只说自己来这里，不只是为了钱。
 
三天后，一家贸易公司在澳门老城区的旧唐楼里开张。办公室不大，楼下是香烛铺，公司里只有三个人，崩牙驹、退休会计老谭，还有刚从职业学院毕业的阿辉。
 
合同不大，利润也不厚，胜在稳定，按时发货，按时收款。这样的生意，放在过去可能没人看得上，可对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来说，稳定本身就是一张重新入场的门票。
 
老谭核对订单时，忍不住拿过去的日子作比较。以前争的是地盘，现在争的是送货时间，谁把货送齐，谁把发票开对，谁能把尾款收回来。
 
阿辉担心新公司信誉不够，供应商要求提前收取30%的货款。崩牙驹没有动用额外关系，也没有随便许诺，只让他告诉对方，合同规定哪天付款，就哪天付款，不会少一分，也不会提前一天。
 
这句话听起来普通，放在他的经历里，却有点不一样。
 
一个曾经靠名号解决问题的人，开始要求手下只按合同办事。名字还管用，但不能替代合同，面子还存在，但不能代替付款记录。
 
这也是澳门商业环境变化后，不少小公司都要面对的现实。酒店、赌场和度假村采购，表面看是卖毛巾、窗帘、地毯，实际上拼的是资质、交付和账期。没有稳定记录，再大的名声也未必能换来长期订单。
 
第一个季度结束，账面上有了微薄盈利。崩牙驹请老谭和阿辉在茶餐厅吃饭，点了烧鹅和例汤。没有庆功宴，也没有大排场，只是三个人吃了一顿普通晚饭。
 
后来他去了葡京附近的老街，在一家牛杂粥铺坐下。赌场入口灯火通明，穿着光鲜的人不断进进出出，而他面前只有一碗热粥。
 
洗米华的助手从赌场方向走来，递上一张烫金请柬，邀请他参加太阳城新贵宾厅开幕酒会。那张请柬放在油腻的塑料桌上，被粥碗压住一角，最终没有换来他的出席。
 
为什么不去？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他不愿低头。也有人会觉得，他只是看清了自己已经不属于那个场子。可从后来的选择看，他更像是在刻意避开过去那套关系网。
 
贸易公司继续扩张，开始接酒店翻新订单。阿辉学会开车，既送货又跑客户，老谭则把账目、报税和付款日期一项项记清楚。
 
这种变化并不戏剧化，甚至有些乏味。可真正能把人从旧路上带走的，往往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每天按时开门、核对单据、催收货款。
 
现实里，转型也很少一步到位。有人从高风险行业离开后，凭借旧人脉迅速做大，但也有人只适合先从小生意开始，慢慢积累客户和信用。像澳门后来不断强调酒店、会展、餐饮和零售等非博彩业务，说明一座城市的生意结构都在变，个人想重新站稳，更不可能只靠过去的名头。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旧相识打来电话，说儿子在赌场欠了大笔钱，人被扣在那里，希望崩牙驹出面说句话。
 
对方报出的赌场，正是太阳城旗下的一家。
 
这一次，崩牙驹沉默了几秒，随后告诉对方，他帮不了这件事，该报警就报警，该找律师就找律师。
 
他挂掉电话，继续清点仓库里的毛巾，一箱一箱核对数量，在单据上打钩。电话里的旧关系没有消失，过去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归零，可他没有再把公司和旧圈子绑在一起。
 
这算不算彻底告别？至少在行动上，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傍晚，他锁好仓库，步行回唐楼。路过篮球场时，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年轻人打球。后来在士多店的玻璃反光里，他看见自己穿着深色夹克，腰身发福，手里拎着旧文件袋，身上没有任何豪华场所的标记。
 
那张6000万港币的支票，解决了眼前的债务，却没有买回股份，也没有把他送回过去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这笔钱当成继续冒险的本金，而是接受了一个小办公室、三名员工和一门利润有限的供应生意。
 
钱可以结清旧账，股份却代表另一种身份。洗米华不给股份，等于把两人的关系划出一条边界，崩牙驹收下支票，等于承认旧时代已经结束。
 
澳门那边的霓虹灯依旧亮着，贵宾厅照常开门，生意仍在继续。只是崩牙驹所在的地方，已经从赌场里的会客厅，换成了老唐楼里的日光灯下。
 
计算器一下一下响，送货计划写到下周，账目清清楚楚。
 
这条路不宽，也不热闹，但每一步都有单据，有货物，有付款日期。对他来说，这或许就是出狱后真正要学会的事，别再证明自己能把过去赢回来，而是把今天过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