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生命走到尽头之前，留下了一句话：“我撑不住了，快不行了。”那天晚饭刚刚用过，他在自家院落里踱步，原是寻常的饭后消食，可谁都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后便是永诀。他没能等到动笔撰写回忆录的那一日，也来不及向家人交代身后之事。
 

1988年那一年，纪登奎原本还有好多事要干。
 
按家里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他打算天再凉一点去北戴河，把前半生材料摊开，动手写回忆录。
 
结果7月10日晚上突发不适，13日21点06分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65岁。
 
那几天的事不算复杂，但回头看，真像被人猛地按了停止键。
 
他那天晚饭吃得平常，家里煮了点毛豆粥，还配了煮玉米，他喝了一碗粥、吃了一个玉米，完后坐客厅看电视。
 
到夜里十一点多节目都结束了，他觉着肚子不太舒服，家里人一开始都以为是玉米没煮透、吃坏了。
 
他平时偶尔拉肚子，自己也没当大事，起身到院子里溜达，想消食缓解一下。
 
谁知道越走越不对，腹部疼得越来越重，额头开始冒冷汗。
 
他叫老伴起来，说情况不妙，脸上有汗、头上发凉。
 
老伴要去叫司机送医院，他还拦着，嫌太晚别折腾人。
 
最后家里小女儿给国务院机关事务那边打电话，车十来分钟到，人还能自己上车的，到北京医院急诊，进门口跟护士说了一句，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护士还以为他开玩笑，扶他躺下量体温，没几分钟就昏迷，抢救到最后也没醒过来。
 
这事搁谁身上都猝不及防。
 
纪登奎1923年生于山西武乡，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早年在晋东南做青年、地方和民运工作，后来长期在河南。
 
许昌地委、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地委、河南省委，这一串路子他都走过。
 
1951年毛泽东在许昌专列上听他汇报宣传工作，他才28岁就当上许昌地委书记，后面又管大型厂矿、地委、省委秘书长。
 
1969年九大进中央，1970年前后进国务院业务组，1975年当副总理，还兼过中央政法、北京军区政委一类职务。
 
风光是有，复杂也是真复杂，文革那段他身在其中，后来受批评、作检查，都是公开履历里躲不开的。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他辞去所有领导职务，1983年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给正部级研究员待遇。
 
从副总理到研究员，表面是降级，实际是组织给他找的落脚点。
 
九号院那几年他不算闲，看农村材料、参加座谈、跟年轻人聊地方和部队旧事。
 
秘书赵树凯后来回忆，他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离岗后整天郁闷，平时还爱说笑，对毛主席、对河南、对北京军区那几年都愿意讲。
 
在我看来，这种人闲不下来，他不是贪权，是习惯了把一天安排满，突然没会开、没文件批，总得找个事接着干。
 
他儿子纪坡民后来讲过，父亲其实有写回忆录的打算，想写两本，一本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本专门讲进中央后那十年。
 
但他总说还不到时候，等再沉淀几年、等天气好、等去北戴河安静一段再动笔。
 
结果一直拖，资料攒着、念头挂着，笔没落下。
 
1988年夏他准备动身休养整理，偏偏心脏病来得猛。
 
没有遗书，没有长篇后事，连对护士那句都像交代，不像感叹。
 
家里人整理遗物，能看到的也只是调研笔记、会议摘抄、零碎提纲，离成书差得远。
 
我看他这桩遗憾，不全是个人拖。
 
那个年代的高级干部写自传，难处不在时间，在分寸。
 
河南土改、洛阳工业、省里文革、中央决策、军区六年，每桩都牵着别人、牵着定论、牵着自己说过的话。
 
他想写，又怕写早了看不准，写晚了又怕体力跟不上。
 
最后卡在再等等，等没了。
 
比起汪东兴、吴德后来陆续有口述和回忆，纪登奎这块空白更明显，后人研究就只能从九号院材料、家属访谈、官方生平和零星会议记录里拼。
 
1988年7月13日之后，官方生平把他一生按革命、地方、中央、离职研究员几条线收住，不铺陈、不渲染。
 
家属只提一个小要求，把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写进去。
 
纪坡民说父亲最看重那段和老帅共事的日子，不是图头衔好看，是觉得自己一个地方干部被拉进军队核心，算被另一种同行认过。
 
这话不夸张。
 
他一辈子从县、地、省、部一路上来，唯独军队是横插进来的一截，没打过仗却管过北京军区，换谁都忘不了。
 
现在再看那个夏夜，晚饭、电视、院子、急诊、一句我不行了，前后没几个小时。
 
人生到末尾不拖泥带水，可前半生那些想留给后人的东西，也跟着一起停了。
 
历史这东西就这样，有些人靠书留名，有些人靠事留名，纪登奎两头都没占全，只剩履历和旁人回忆。
 
他做过许昌宣传、洛阳建厂、陆浑水库、河南维稳、中央协调、农村调研，有功有错，有升有落。
 
没写出回忆录，反倒是给后人留了道题，一个从山西小县城走出来、在河南熬了几十年、又被推到北京风口的人，到底怎么看自己这一生。
 
他自己没答完，别人也只能慢慢答。

主要信源：（平顶山党史方志——党史人物--纪登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