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上将刘峙以治病为名，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四个子女来到香港。刘峙敛取了不少的钱财，因此在香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过得可谓是逍遥自在。

刘峙这个人，在国民党那边被人起了个外号叫“猪将军”。这个叫法听着糙，但也不是没来由的。他从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做起，一路靠着听话和运气爬到了二级上将的位置。北伐的时候他确实打过几场硬仗，蒋介石对他也算器重。可到了抗战和内战，他指挥的那些仗打得一塌糊涂，损兵折将的事没少干。说白了，他就是那种运气好、跟对了人的角色，真本事有多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带到香港的钱，说“敛取”都是轻的。抗战胜利后他在郑州绥靖公署当主任，手里握着河南、陕西两省的军政大权，那会儿接收敌产、摊派捐税，上下其手的机会太多了。后来当徐州“剿总”总司令，几十万大军的军饷物资过他的手，从中抠出多少来，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些钱，说白了都是民脂民膏，是前方当兵的一口粮一口饷里省下来的，是后方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交上去的。

到了香港，刘峙一家子住进了跑马地附近的高级公寓。那会儿香港涌进来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像覃异之那样通电起义又回来的，也有像孙科那样两边都不沾、在香港苦熬日子的。刘峙跟他们不一样，他兜里有钱，日子过得滋润。据说他在香港那阵子，出入有车，家里有佣人，三姨太黄佩芬穿金戴银，几个孩子在贵族学校念书。他还经常跟一帮同样跑出来的旧部属、老同事在酒楼里推杯换盏，一桌酒席花掉的钱，够普通人家吃上几个月。

这种日子，说到底是一种幻觉。他自己心里未必不清楚。他那些钱经不起细算，坐吃山空，何况他那种花法。更要命的是，蒋介石那边对他早已不待见。徐州那一仗打完，老蒋把火全撒在他头上，撤职查办，后来虽然给了个战略顾问的闲差，但明摆着不再重用了。到了香港，他既不是台湾那边要笼络的人，也不是共产党这边要争取的对象。他就卡在那儿了，有钱的时候还能撑撑场面，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也就散了。

我有时候想，像刘峙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往上爬、怎么捞好处。北伐的时候他身先士卒，那是因为拼了命能换来蒋介石的赏识。后来官做大了，兵带多了，他反倒不会打仗了。他真正擅长的，是在那个腐败的体制里找到缝隙，把手伸进去。他敛的那些财，每一笔背后都有代价。可能是某个阵亡士兵家属拿不到的抚恤金，可能是某个县城被多摊派的粮食，也可能是哪一批本该送到前线的弹药被换成了次品。他在香港的每一顿花酒，都有人在替他买单，只不过那些人不在香港，他们在河南的农村里，在徐州城外的战壕里。

他在香港的逍遥，撑了没几年。后来钱越来越紧，蒋介石那边对他也是爱答不理。再往后的事，就没什么风光可言了。这人一辈子精明算计，到头来算来算去，把自己算成了一个没人搭理的寓公。那些钱花完了，他就什么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