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陈仪去南京参加绝密会议
车子停在路边，发动机没熄，排气管冒着白气。陈仪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自家二楼，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屋里空荡荡的。两个穿中山装的人一左一右跟着他，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知道这趟去南京，怕是回不来了。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那天他从南京开完绝密会议回上海，火车上碰见监察院的老朋友，对方悄悄告诉他，散会后毛人凤在蒋介石那儿待了半个钟头。陈仪当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也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他心里清楚，自己写给汤恩伯那封劝其一同起义的信，恐怕是出事了。
回到上海的寓所，门口多了个修鞋摊，摊主低着头敲敲打打，一眼都不往这边看。夫人说汤恩伯下午派人送来两罐龙井，改日再拜访。陈仪把茶叶罐翻来覆去看了一遍，什么都没找到。那晚他在书房把一张报纸烧了，火苗刚起来，电话就响了——秘书说，外甥丁名楠下午在住处被带走了。
陈仪举着话筒，报纸烧成灰，又散开。他走到客厅，让夫人带着女儿先去杭州躲几天。第二天照常去开治安会议，车子路过外滩，江上有军舰在调头。会议开到一半，副官进来附耳告诉他，家里来了几个人，夫人正在收拾行李。
散会后他没坐同僚的车，一个人走回去。路上学生在发传单，一张飘到他脚边，上面写着“和平何罪”。他弯腰捡起来，折好放进口袋。走到自家那条街，修鞋摊已经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