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长篇连载。

分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医家篇》、《阴阳篇》、《兵家篇》、《农家篇》、《墨家篇》、《纵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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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篇

第一节：黑与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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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西周王朝的宗周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发生在渭河、泾河、洛河一带。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渭河、泾河、洛河，为关中平原最重的三大水系，其中渭河还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红圈为镐京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岐山的大致位置，其山体在之后的余震受损严重；

黄圈为宗周一带的主要封国，左圈为小虢的大致位置，其主体西虢国业已东迁，右圈为西申的大致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封国，即郑国、秦国、褒国，前者距离镐京较近，后两者位于本图以西及以南，故未标出。

毫无疑问，这场地震给了宗周地区的农业生产及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像小虢、西申、郑国及其他畿内诸侯乃至诸戎，受到的损失应该尤其严重。像秦国、褒国这类封国，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损失，但也绝对不能持乐观态度。像已东迁到三门峡一带的西虢国主体，受灾的程度不可能没有但相比于宗周而言估计会相对小一些。

是年，周廷重臣伯阳父公开表示：

周朝即将灭亡了。地震源自于天地之气的阴气和阳气未能协调，而现如今三条水系都出现了地震，这是阴阳失调的表现。所以，水源必然会断流，而水源一断国家就会灭亡——毕竟，民众的生存是要依靠水利和土地进行生产的。当年河流断流就导致了夏、商两朝的灭亡，如今周朝的情况与之相当。“国”要依山傍水，山体崩塌、河流枯竭，这是亡国的征兆。现如今河流枯竭了，山体必然会崩塌。周朝应该在10年内会灭亡。

原文为：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果然，岐山在之后出现了山体崩塌，渭河、泾河、洛河也出现了断流。

在这场地震之后，周幽王的朝廷出现了以下三个现象：

一是西虢公和褒系外戚的政治地位上升；

二是申系外戚遭受政治排挤；

三是宗周周边的诸戎愈发不稳定，甚至迫使了郑国的东迁。

至周幽王11年，宗周内部发生直接火并，申侯联合畿内诸戎攻击镐京方面的周廷，周天子本人、西虢公、郑伯及褒系外戚大抵在是役中身亡。其后，继位的西虢公在携地另立天子，是为周携王，与申侯所立之周天王进行对抗。

自此，西周王朝覆灭，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风起云涌的东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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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中，我们提到了以下6种因素很容易对大众的认知造成影响，即：

·误区；

·信息差；

·焦虑情绪；

·群体效应；

·感性的“正义感”；

·终极价值。

以上因素是以现代人为样本进行的总结，不过这些因素在古人身上也是存在的，事实上古人的思维和今人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话虽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到古人的思维和今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有些来自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来自于特定的环境因素，还有些来自于某些认知衍生出的某种思维惯性。在本节中，我们正是要讨论这一问题。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伯阳父的言论除了蒙对了结果以外似乎并无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地震源自于地壳的运动，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无关。至于王朝的崩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机器本身出了问题，“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其实只是推动老迈王朝最终崩溃的一大因素，假若一个王朝的国家机器还算健康的话其实是可以抗过自然灾害的。

总之，伯阳父的预言实际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蒙对了就被隆重地记录于实测，若是蒙错了则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读过《左传》一类先秦文献的朋友对类似的记载应该比较熟悉，没有太多讨论的空间。

不过，上述言论还是透露出了一处有趣的细节：

伯阳父并未将地震归结于神灵的警告，也未将王朝覆灭归结于末代君主个人的昏庸——相比于常见的唯心主义史观而言，他的观点实际存在着一定唯物主义倾向。

仔细分析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

伯阳父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实际更接近于风的形成，也就是热空气“出”，冷空气“烝”，于是形成了风调雨顺。

图为夏季风的形成，可以看到冷空气、热空气的相互作用。

从客观角度来讲，古人虽未了解热传递、能量转化、分子运动一类物理常识，但依旧可以通过观察气候的变化及云、雾、烟、尘的运动方式找到气体运动的粗略规律。

再仔细分析一下又会发现：

伯阳父将王朝的覆灭归结于灾难引发的社会危机，这种论调固然存在问题，但也不可否认这一因素与王朝覆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但依旧客观存在。

图为古人想象中夏桀王的无道形象，在唯心主义史观中王朝的覆灭完全源自于末代君主的个人昏庸。

可以说，伯阳父的言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只是这种客观性还很有限，也存在一系列认知上的错误。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存在着类似于“第二张饼”的奠基作用——“吃七张饼”的道理是在前文中反复提到过的，在本篇中依旧会反复提到。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中存在着客观上的错误。

既然提到了客观错误，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按理说，正常人都应该知道空气流动和地壳运动不能直接划等号，也应该知道王朝覆灭与自然灾难不能直接划等号，可伯阳父为什么会想不明白呢？

如果将上述表象单纯归结于古人的“愚昧”、“无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知识很有限，但不代表古人就不能在有限的知识上进行理性的思考。我们也知道，古人的知识存在有相当的错误，但错误并不会凭空产生，产生错误的背后也存在它的客观逻辑——比如时代局限、思维惯性、环境误导等等。

为此，我们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伯阳父的错误观点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而产生的？

在伯阳父的言论中，有两个重要的元素：

“阳”和“阴”。

上图为古汉语“阳”字的字形演化过程。

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古人在造字时有表现光源直接照射参照物的意思。

上图为古汉语“阴”字的字形演化过程。

从中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古人在造字时有山体阻挡光源的意思，另外还加入了水域这一比热大的地理单位。

就上述信息来看，古人造“阳”、“阴”二字是基于观察到光沿直线传播这一客观规律的结果。除此之外，古人也应该观察到光源对温度的影响及水这一大比热物质对温度的影响，因此金文中的“阴”字当中还加入了与水域有关的元素。毫无疑问，古人不可能观察到光的波粒二象性，但还是能够观察到最为粗浅的客观规律。

图为生活中常见的影子，古人可以通过影子的性状、温度、颜色粗略观察出光沿直线传播的规律，在战国时期还通过“小孔成像”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规律。

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得到了“阳”和“阴”这一和光有关的规律以后，古人会向哪个方向进行延展？

可以延展的方向很多，比如温度、天气、季节、昼夜、天体等一类存在两面性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一些存在两面性的迷信事物，比如“阳间/阴间”、“阳魂/阴魂”等等。

在上述的延展当中，古人当然会认识到客观事物以及基于客观事物想象出的迷信事物普遍具有两面性，接下来也自然会向各类具有两面性的事物进行延伸，比如性别、道德、建筑以及虚构的“神鬼”等等。

如果我们把上述具有两面性的事物进行整理的话，就会发现“阴”和“阳”之间是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作进一步细分的，比如白天可以分为上午和下午，夜晚可以分为上半夜和下半夜，而且还能一层层地进一步细分下去。除此之外，“阴”和“阳”之间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夏季到了最热的时候会逐渐降温，冬季到了最冷的时候会逐渐升温。事实上，古人想发现这一规律并不太难，因此也就以“阳”和“阴”为基础出现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等客观规律。

图为古人阐述“阴”与“阳”关系的示意图，俗称“阴阳鱼”，所表现的正是阴阳转化和对立统一的关系。

估计有些朋友第一眼看见上面这张图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冒出“迷信”的想法，但在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只不过古人会把这套客观规律既也用在某些唯心领域，比如阐述王朝的更替等等——至于这个问题到底还是出在古人分不清唯物与唯心，也出在这套规律确有模糊之处，但这些都无法得出这一客观规律是“迷信”的结论。

说到这里，一些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知道这一客观规律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十分贴近生活的例子就能阐述清楚。

比方说：

“老王”负责一片区域的环境卫生。这个区域经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很影响当地的环境。

于是，“老王”每天加紧巡逻，但收效甚微——毕竟，随地大小便总得找个背人的地方，“老黄”想要抓个正着并不容易。

为此，“老王”开始分析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从一方面来看，随地大小便当然是不合理的，当地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都说“人有三急”，人总是要大小便的，而这个区域又没设公共厕所，找不到厕所的情况下选择就地解决就在所难免了。

在想到了这一点以后，“老王”决定建一间公共厕所，正所谓“堵不如疏”。

在厕所建好以后，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减少小一半，但依然是很普遍。由于没能达到预期，“老王”又考察了一下，发现只有女性在使用，男性还是随地解决——在这里笔者需要做一点话外补充，在上世纪中，诸如旅行团一类集体在集中上厕所时会形成一种默契，即女性使用室内设施，男性室外解决，这一现象是当时公厕数量严重不足的妥协产物，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此不大了解。

在了解完这一情况以后，“老王”决定在公共厕所旁边再盖一间房，把一间设为男厕，另一间设为女厕，也就是根据性别将使用者分为了两类，分设两间以作分开使用。

在之后的日子里，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大幅度减少了，不过还有存在。“老王”只能再次考察，结果发现经常有一些家长带异性子女随地大小便，因为他们带孩子男厕还是女厕都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因此就会选择就地解决。

所以，“老王”在公共厕所的旁边又建了一间小房子，被命名为“第三卫生间”。

图为现实中的第三卫生间，可以看到其中设有儿童设施、婴幼儿设施、残疾人设施等。需要说明，除异性监护人的情况以外，第三卫生间也是为某些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特殊人群。

从表面上看，第三卫生间的出现似乎显示着人类不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但究其根本就会发现，如此设置的逻辑在于先将用户分为有特殊需求的和无特殊需求的两类，再将无特殊需的求以性别划分为两类，实际还是两面性的体现。

当然，即使如此，随地大小便问题还是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就像一开始说的，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原本就有两面性，“老王”无论怎么完善公厕都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素质问题还是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依旧是事物两面性的体现。

估计一些朋友在看完以上例子以后就认为完全是“废话”，人要上厕所，厕所要分男女，还要照顾特殊人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着实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大篇幅进行说明。

估计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事物的两面性固然浅显、粗糙且简单，但如果忽略了它的存在就很容易乱套。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提醒他人“凡事要一分为二看问题”。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提醒”而非“告诉”，这是因为事务两面性是人类对世界认知的基础中的基础，每一个人其实都懂，只是很多时候未必能想得起来——就像很多朋友认为公共厕所理应分男女，而忽视了公厕之所以分男女是基于使用者要一分为二的规划之上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事物普遍具有两面性，这里的“普遍”是否为全部呢？

显然不是。

有一些是适合一分为二的，有一些则是不适合一分为二的。

那么，古人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呢？

从伯阳父的言论来看，古人在西周末期似乎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假若当时的二元论已经流行，那么学者们基于思维惯性就很有可能把这套理论套到任何事物上，比如用以解释地震的成因。

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思维惯性。

其实，前文提到的有人认为“公厕分男女是理所当然”也是一种思维惯性的表现。稍微思考一下的就会发现，这种“理所当然”实际没那么理所当然。比如，在人流量少的场所，只需要设一间容纳单人的简易厕所即可，并无需以男女划分。再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设脱离性别划分的第三卫生间。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公厕一般都分男女，所以就会形成“公厕分男女是理所当然”的思维惯性。

那么，思维惯性是否会被打破呢？

当然可以，但需要实践的积累。

至战国时期，士人在实践中逐渐发现二元论并不适合所有的事物。当他们意识到二元论下的思维惯性出了问题以后，也就会打破这一惯性，并且对二元论的内容进行推翻和改进——如果说把事务分为两类不够使的话，那就分为五类，再不够使的话就把分类两类的方法和分为五类的方法进行融合以创造更多的组合——也就是阴阳家和五行家的合流。

只是对于古老的西周王朝而言，这种惯性思维的打破来得实在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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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西周时期的惯性思维以后，我们大致也就能理解古人在当时的朴素历史观及对政治行为的理解。

具体来说：

在商晚期，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衰败不堪，那么商王朝在当时也就为“衰”或者说“阴”。

面对王朝的衰落，商帝本人也拿不出好的办法，那么帝辛无疑是“昏”或者说“阴”。

当帝辛是“昏”或者说“阴”的时候，他的政治盟友自然也就是“奸”或者说“阴”，至于他的政敌则会变成对立面，成为了“忠”或者说“阳”。

与此同时，周方正处于上升期，也就是“兴”或者说“阳”。

周文王是周方的首领，周方的兴盛也和他的政策有关，那么他就是“贤”或者“阳”。

至于商廷内部勾结周方的变节者，虽然从商朝的角度来看是“奸”或者“阴”，但他选择了和鲜明的周文王站在了一起，他的属性又应该是“阳”，其中的矛盾就需要通过“阴中有阳”及“阴阳转化”进行解释。

至武王翦商以后，周王朝一直处于上升期，那么历代周王也就都是“贤”或者说“阳”——当然，这里也有程度的问题，上升的幅度越大越“贤”，所以文王贤于武王，武王贤于成王，成王贤于康王。

再至周昭王以降，周王朝开始处于下滑的状态，国家的处境变成了“衰”或者说“阴”，之后的周王也就变成了“昏”或者说“阴”——同样，这里也有程度的问题，周厉王在位的时候触底所以最为昏庸，之前由于是稳步下滑所以差距不明显。

后至共和时期，彼时周王朝完成了一次触底反弹，或者说“阴阳转化”，那么共伯和自然是“贤”或者说“阳”的，其后周宣王有基本了良好的局面，所以也是“贤”或者说“阳”的。

最后至周幽王一朝，周宣王时期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周廷最终在内部火并中崩溃，周幽王自然就成了“昏”或者说“阴”，他的政治盟友同时也就成了“奸”或者说“阴”，而他的政敌则成了“阴中有阳”，因为这些人虽站在周幽王的对立面但也没能阻止王朝的进一步崩溃。

用这一惯性思维捋完一遍西周的兴衰以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思路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性，但同时也存在有严重的片面性。比如，积弊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在其中被忽视——周昭王一朝的王道衰落核心上是文、武、成、康四朝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但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很难意识到周康王一朝在处理积弊上存在不作为的问题，只能将其片面归咎于周昭王一朝统治者的“昏庸”。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终于引出了本篇最核心的主题：

当西周王朝趋于瓦解之际，天下士民在这一惯性思维之下会如何看待西周的礼乐制度？

再结合误区、信息差、焦虑情绪、群体效应、感性的“正义感”、终极价值这6个古今皆然的因素，思潮的动荡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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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惯性与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