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明武宗正德年间是明朝中期农民起义集中爆发的年代。这个年代农民起义非常频繁，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在明朝全国上下遍地开花，搞得平定叛乱的明军疲于奔命。而在此之前正是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弘治中兴时期，所以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的乱局被认为是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混乱的表现。很多史书上都认为，朱厚照宠信宦官刘瑾乱政，本人荒唐无道，这才导致了农民起义遍地开花的现象。然而站在唯物主义的高度回顾这段历史，却发现史书上的说法只是给朱厚照扣帽子而已，根本原因还是弘治中兴的弊政。

按照史书记载，从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即位开始，明朝上下的农民起义就没有断过。从最早发生在四川的刘烈起义，到被王守仁平定的江西农民起义，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贯穿了十几年，波及了大江南北十几个省，给明朝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据统计，当时前后发生各种农民起义三十多起，以四川、北直隶、江西最为严重，还波及到山东、河南、南直隶、湖广等省，可谓是惊天动地。最为夸张的是，北方最大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竟然数次攻打到京城周边，迫使京城关门戒严，可以说是朝野震动，天下大惊。

如此严重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爆发，也成为了评价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时期的重要黑历史之一。大多数明清史书都将此作为朱厚照昏聩无能的证据，并将与他宠信八虎宦官刘瑾等人联系在一起，作为其昏君的重要依据。然而仔细的分析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出现这种情况与朱厚照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的弊政的总爆发。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著名的明君，在历史上评价极高。他执政的年代被认为是重正盈朝，是社会极度繁荣的时代，被誉为“弘治中兴”。可就这种被士大夫们吹嘘的中兴时代，却给正德年农民起义埋下了大患。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只要没有天灾人祸，靠着农民的勤劳就能满足基本的温饱和生存。但是到了正德初年，却是天灾集体爆发的年代，这使得农民在灾难中难以生存，许多农民不得已出卖祖业破产，最终成为地方贼寇裹挟的对象。他们被贼寇裹挟后，贼寇便打起来劫富济贫的大旗，将目标对准了执政的明武宗朱厚照，于是农民起义爆发了。在农民起义爆发的关键原因中，有个问题不得不深究，为什么在天灾之下农民出现大面积破产，毫无抵抗天灾的能力，不得不沦为流民？

要分析这个问题，得从朱祐樘时期的留下的隐患说起。一般而言，农民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但都会为了以后的灾年做一些准备，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在正德初年的天灾人祸中，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被完全破坏，使得他们无法应对天灾人祸，最终家庭破产沦为流民和流寇。从史书各方面来分析，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和地方政务的败坏。很多史书上说弘治中兴是明朝中期经济最为发达，社会最为繁荣的年代，然而有各项数据表明，这个年代也是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年代之一。

以北方最大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为例，这场农民起义表面上是农民在天灾人祸中日子过不下去，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但本质上却是由于明朝马政败坏，造成农业生产严重被破坏，小农经济崩溃后，农民无法生存而被迫发动的战争。但马政败坏并不是正德初年才发生了，而是在在弘治年间就已经日积月累的结果。而马政败坏的原因就是因为土地兼并，这才导致了执行马政的农民负担极重，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民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大幅度被削弱。而朱厚照作为刚上任的皇帝，他对此是没有负责的，也不应该被扣上昏君的帽子。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马政是如何被破坏的呢？是谁导致马政败坏的呢？败坏马政为什么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存呢？马政跟土地兼并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得从明朝马政的起源说起。众所周知，古代战争中骑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野战中的骑兵对决往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作为骑兵最基础需求的战马，就成为了朝廷战略级的资源。于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就实行了马政，目标就是为朝廷储备战马培养骑兵，确保战争爆发时有马可用，因此养马、买马就成为了马政中主要的工作内容。

明朝买马是在北方边境开展马市，与少数民族互市交易，以购买急需的战马。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所以自己养马成为马政最主要的目标。明朝养马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部分，官方有自己的马场和马政机构，民间也有养马的任务。本来明朝马政是以官方为主，民间为辅的方案，但因为马政被破坏，官方马匹的数量和质量达不到要求，于是家中了民间养马的负担。老百姓养马负担加重后，自然冲击到自家的农业生产，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从根源上看，还是明孝宗朱祐樘实行内阁文官政治后，出现弊政的结果。

明孝宗朱祐樘实行文官政治，大量提拔东宫和翰林院的官员进入内阁，开启了弘治中兴的时代。这些官员都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代表着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在朝廷政策上就倾向于士大夫阶层的家族。以马政为例，在各项措施上对士大夫家族非常有利，而对普通的老百姓却是异常的残酷。民间马政本来只是朝廷马政的补充，朝廷的马场才是军队马匹的主要出产基地。但是马场会占据大量的土地，这就让很多官员们眼红了。于是地方士大夫豪族勾结官方马政机构和马场的人员，用各种方法开始瓜分马场的土地。

参与瓜分马场的士大夫家族很多，有文官的官宦家族，有军队的勋贵家族，还有皇室旁枝的藩王家族。这些家族瓜分了马场的土地，不但造成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且严重影响了每年战马和驮马数量的出产。马匹数量的大量减少，马政机构和地方官员只能将任务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在明朝的养马区普通百姓是有养马任务的，每年没达到任务的轻则加重徭役，重则家被罚款。如果有马匹被死亡的，处罚则更加严重。养马的农民为了伺候好马匹，只能逐渐荒废自家农地的生产，这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

在民间马政实施过程中，普通百姓和官宦世家是区别对待的。官宦世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免养马的徭役，即便是养马也只有极轻的业绩需求。而农民则不同，被官府层层压榨，甚至被养马任务逼得破产。农民破产后只能把土地出卖给地方豪族，以此换取银钱赔付给地方官府和马政机构。久而久之地方官宦世家和豪族的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农业生产被破坏也越发严重，破产失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都为灾年爆发农民起义埋下了大患。出现这种情况各地的官员都有上书告警，比如陕西巡抚杨一清就多次上书，但一直得不到内阁的重视。

当正德年间天灾出现的时候，失地的农民没有办法抵御天灾，更不要说恢复农业生产，只有成为流民四处乞食。这样的流民就成为了各地贼寇裹挟的最好对象，后来也发展成为农民起义的主力军。刘六刘七在起义前本就是响马贼寇，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因为马政而失地的农民，才使得起义越做越大，最终打到北京城下，席卷了半个北方。与北方起义多处于马政问题类似，四川和江西的起义则多处于粮政问题。因为明朝首都在北京，而北京不是产粮之地，所以北京作为大都市的粮食都是来自于四川、湖广、江南各省。

在明朝地方粮政中，老百姓不仅负责种粮和交粮，还要负责初期的运输工作。明朝的粮食是通过航运抵达北京的，一般是水运和海运。在进入航运渠道之前的陆路运输就由地方官府负责，而官府则以徭役的方式下压给地方百姓。与马政问题类似，负责运粮的往往是最贫苦的农民百姓，而官宦世家和豪族却有朝廷规定的各种免除徭役的途径。农民参与运输粮食，不但要保证粮食按时运到航运的渡口，而且运输过程中的消耗也是农民自己承担。说白了就是农民吃着自己的口粮，还要将上贡的粮食运到官方指定的渡口。

古代社会基础建设缺失，交通非常不便，所以服役的农民在路上消耗极大。如果不能按时运到，服役的农民又要承担巨额的赔偿和罚款。这种情况加深了农民的负担，也让他们逐渐处于破产的边缘。爆发农民起义最严重的四川、江西等地都是产粮重地，也是科举做官最多的地方。因为官宦世家多，所以免除徭役的现象普遍，这就让当地农民的压力更加沉重。朝廷给官宦世家免除的徭役，往往会转嫁到地方百姓身上，而农民占了绝大部分。最终的结果便是农民被徭役压的破产卖地，而官宦世家大发国难财，引发了民变和农民起义。

从根源上看，无论是北方马政引发的农民起义，还是南方粮政引发的农民起义，本质上都是内阁政策一味偏袒士大夫阶层的结果。因为内阁政策各种照顾官宦世家和士大夫阶层，将他们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老百姓。老百姓本就困苦不堪，却要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社会消耗，自然逐渐走向破产。而得益的士大夫家族又利用权势官商勾结，不断兼并破产失地农民的土地，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最终迫使他们走向了暴力反抗的道路。因此弘治中兴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讲是瓜分民间资产的盛宴，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是极大的灾难。

经过了弘治年总共十八年的盘剥后，朝廷的财富和社会繁荣看似回到了明朝前期的巅峰水平，但实际上民间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士大夫文官集团口中的弘治中兴，实际上是他们家族的中兴，而不是明朝的中兴。这些官宦家族利用朝廷政策合法盘剥底层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也就为农民起义埋下大患。

作为既得利益者，士大夫阶层大肆夸耀这十八年的繁荣，却不愿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恶性后果，最终迫使农民揭竿而起，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因此弘治中兴并不是史书上写的那么美好，只是盘剥百姓而制造的虚假繁荣。表面的社会繁荣掩盖了社会腐败的实质，给明武宗朱厚照留下了一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