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城下，洪水滔天，一位身经百战的魏国名将放下武器，这一抉择让他从功勋卓著的“五子良将”变成了千年争议的降将。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关羽水淹七军，曹操麾下大将于禁拱手归降。这一场景被后世反复描绘——在曹操陵墓的壁画上，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在无数历史评论家的笔端。

与于禁同时被俘的庞德选择宁死不屈，结果被关羽处斩。而于禁的投降，却成了他个人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投降事件之一。

然而唯有于禁的投降，引发了从曹魏到后世千年不绝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于禁在曹魏阵营中的地位非同寻常。他最早随鲍信讨伐黄巾军，公元192年鲍信归附曹操后，于禁因王朗的推荐得到曹操重用。

自此至公元219年襄樊之战，于禁为曹操效力近三十载，征吕布、讨黄巾、降张绣、平昌豨，战功赫赫。

曹操对于禁的信任与倚重有目共睹。每次出征，于禁必为先锋；每次撤退，他必为后卫。曹操授予他“假节钺”的权力，拜为左将军，这是曹操所有将领中唯一的假节钺之人。

于禁治军严明，战斗中所获财物从不私藏，深受曹操称赞“胜过古代名将”。

正因如此，当于禁选择投降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时，曹操不禁哀叹：“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这一评价，为于禁的背叛行为贴上了一个难以撕去的标签。

与于禁一同被关羽围困的庞德，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庞德原本是马超部下，后来才归顺曹操，在曹魏阵营中地位远不及于禁，且因兄长及旧主在蜀汉，常受众人怀疑。

然而正是这位“背景复杂”的将领，在关键时刻选择誓死不降。庞德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箭尽矢竭，就短兵相接。最终被擒，不屈而死。

两相比较之下，于禁的投降更显刺眼。一位是深受曹操信任三十年的元老重将，一位是后来归顺且备受猜疑的将领，却在生死考验面前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这种对比不仅令曹魏阵营大为失望，也让后世对于禁的评价更加严苛。

三国时期对降将的接受度并非一成不变。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时，天下大乱，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将领们“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的行为相对容易被接受。

例如黄权弃蜀投魏，刘备未曾口出恶言，反而表示“黄权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他”；潘濬受孙权所邀归顺东吴，也被传为佳话。

然而到了于禁投降的219年，天下已形成曹、孙、刘三家鼎立的基本格局。此时各方更重视将领的忠诚度，而非早期的自由流动。

于禁作为曹魏重臣，在此时选择投降，严重偏离了各方对“忠君”的期望，不仅让曹魏看不起，就连关羽、孙权也都鄙夷。

关羽当时的声望也加剧了于禁投降的争议度。关羽在襄樊之战“威震华夏”，其战绩被史书与民间传说广泛传播。

于禁的投降，成为关羽辉煌战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后人颂扬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的功绩时，便不免提及于禁的投降。

更让于禁难以洗刷耻辱的是他的最终结局。投降后，于禁先被关羽关押在荆州江陵，后辗转至东吴。

当黄初二年（221年）于禁回到魏国时，已“须发皓白，形容憔悴”。曹丕虽表面安慰，授其安远将军，却命人在曹操陵墓壁画上描绘关羽战胜、庞德英勇、于禁投降的场景。

于禁见后，“惭恚发病薨”。他羞愧而死的结局，强化了世人对他“有辱忠义”的印象。

于禁的案例揭示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同一个行为在不同语境下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评判。

对比其他三国降将：张辽从吕布阵营转投曹操后，屡立战功，最终获得“刚”的美谥；张郃从袁绍投奔曹操，其军事才能仍获认可，谥号为“壮”。

而于禁却被曹丕赐予“厉”这一恶谥。根据《谥法解》，“厉”代表“杀戮无辜、暴虐无亲”。

然而若深入分析襄樊之战的实际情况，于禁的投降确有客观原因：天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数丈，七军皆没。这实为天灾，非战之罪。

被关羽围困后，于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选择投降可能也是为了保全部属性命。

于禁回到魏国后，曹丕派遣他出使东吴前，让他谒拜曹操陵墓。在那里，壁画上生动展示着关羽战胜、庞德愤怒、以及于禁降服的场景。史书记载这位白发老将“惭恚发病薨”。

与此同时，早年于禁斩杀好友昌豨时曾豪言：“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他自己坚决执行军法的往事，与最终失节投降的结局形成强烈反差。

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不仅看其一时选择，更看其一生轨迹。于禁的悲剧在于，他三十年的忠诚与功绩，不敌一次在危难时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