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宴作为六朝时期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其影响绝不是仅停留在这项活动本身。饮宴活动对魏晋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以及对文学风格和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世说》里的饮宴片段的记载正是从这个侧面阐释了魏晋名士风度。“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流的表现形式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即魏晋名士的谈玄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世说”的名士主要分为两大群体：正始名士和两晋名士。《世说》里的关于饮宴的记载有115条，是魏晋风度的体现，编者刘义庆已经将这81则记载按内容性质进行了划分，这些分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本论文试图从言、行、情三大部分，言、行、情怀抱三个部分互相体现补充，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只是按所辑录条目，记言为主或是记行为主进行区分，重新对其进行整理，以其对魏晋士人的风度、性情怀抱和生活风貌有清晰的认识。后人多为魏晋的放荡不羁、旷达超远、潇洒飘逸的气质所倾倒，而在这气质背后是魏晋人的真实存在和存在的真实，饮宴则是这种真实的体现。

言：清谈玄韵。魏晋之人好清谈，从最开始的品评人物到后来的玄理哲思的论辩，士人无论是为了成就自己的理想抱负或是成为高韬的逸士，其对于自己的口才思辨能力的锤炼都很重视。《世说》作为魏晋清谈的“教科书”更多的记录了当时的士人之言，言语的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文学风格的体现。

《世说·雅量第六》载饮宴不仅有诗酒风流，也有刀光剑影、暗藏杀机。桓温摆下鸿门宴，欲诛对己有威胁的王、谢二人。在此危机关头，谢安咏洛生咏，得以保其性命。

可知谢安的所咏洛生咏既是其临危不惧、魏晋旷达风度的体现，也是其个人的特殊本领。凭借洛生咏保全性命，大约此事多见于真性情的魏晋人的身上。其背后的所包涵的更是魏晋人对于一种旷达风度的认同。

《世说》中对于明帝司马绍的记载与《晋书》中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刘义庆等编者，对于少年的聪慧的肯定，其“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妙语应答和思维方式可以说给魏晋士人的言语妙对可以说提供很好的范本，《世说·言语第二》中对于梁简文帝的记载可以说这种言语方式的影响，且此时带有了“玄韵”的味道。

清谈对于中应对得体对于登官上位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既如此多的利处，这些士人的言行举止必然为国人所效仿，这就必然导致当时士子精英的办事能力一落千丈，此正是后人所诟病的“清谈误国”。在东晋时期，已经对此有不同的声音。

行：潇洒超迈。行,举止投足之间透露出魏晋人的潇洒风神。《世说》里关于魏晋士人饮宴时的行为记载，作为一种审美性质的品评角度来看，饮酒后饮宴场所的潇洒旷达，呈现出士人的真实状态。

《世说》记载的饮酒最突出在“任诞第二十三”，可看出《世说》的编者对饮酒与“任真、狂诞”之关系有清晰的认识，酒，已经成为当时人生命体验的不可少之物。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的阮籍对在现实与生存的夹缝中，将生命寄托在酒上。

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阮瑀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阮籍随着兄长阮熙及一个妹妹，随着母亲生活。通过王澍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幼时生长的环境我们可以窥见阮籍，成人后终日饮酒以避祸。

与正始名士不同，殆至西晋，魏咸熙二年（265）11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自立为帝，改国号晋。政局的风云诡谲，瞬时激变及西晋政权在道义上处于尴尬的境地。士无特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物欲名利的追求，奢侈成风，这一点在《世说·汰侈第三十》中有王济和石崇饮宴豪奢之事。

晋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诸名士其处世态度的背后是受老庄“齐生死，泯是非”思想的影响。老子《道德经》讲“善之与恶，相去若何”，既对于善恶美丑难以做出很好的界定，老子干脆主张取消其之间的界限，实际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汉末以后饮酒之风渐盛，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分析其原因在于：“是在于对生命的强烈留恋，和对于死亡突然来临的恐惧。

正是这种无法预知的恐惧使得魏晋人“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增加生命的密度”，增加生命密度的一个途径就是饮酒，饮酒之后的狂诞之言往往成为了当时人对待生命的最好注脚，“酒便成了他们把握瞬间与永恒的合成剂”

情：直率自然。魏晋人多姿多彩的性情怀抱在饮宴的场所展示无遗，任凭当时人的鉴赏、品评，以求达到真自我之目的，或以真自我的形态展示自己不虚伪做作，显示人内在的品性和才能。

《世说·方正第五》载诸葛靓因晋室对其有杀父之仇，终生不面向洛阳方向而坐。《世说》中记录的这条可以看出其对曹魏王室的忠贞；刘真长坚决不吃小人所提供的食物，坚持着自己不与小人为伍的原则。故将其列入方正篇，这种真性情也是“世说时代”所提倡的。

《世说·豪爽第十三》载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是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曾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酒后而咏魏武王的乐府诗可以看出其个人的野心，后发动叛乱，成为逆臣。然我们仍可从其酒后的言语中看到，魏晋混战时期个人的野心在饮宴时候被展露无遗。

《晋书·国宝传》记载：“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世说》这段记载就是截取自《晋书》，《世说·谗险第三十二》中有四则，其中两则就是有关王国宝的。可以看出《世说》的编纂者对类似王国宝这样的在饮宴场所进谗言的行为是有所不齿的。片段的记载已将其人丑陋的本性暴露无遗。

鲁迅评价《世说》“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诡奇”，“玄”、“远”、“简”、“奇”在这些饮宴条目的记载中有充分的展现。以上所述，就是选取言、行、情中的典型例子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按照此种法可以全面的概括了《世说》的饮宴活动且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世说》也是饮宴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记载的条目数中我们可以推断，饮宴文学在不自觉中得到了当时上层文士的重视。

《世说》饮宴活动的“玄韵”。“玄韵”一词有“高尚的气韵”和“玄妙的气质”之意，此词早见于《晋书·文苑传·曹毗》。

按文献中的意思，笔者觉得将以上两个解释综合一下最好，即为“玄妙气韵”。因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有云：“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者，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玄”既有玄妙之意，也可理解为玄学。故本文对“玄韵”的诠释为：以玄学为基础的玄妙气韵。“《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能比”可以说“玄韵”不仅是《世说》的主要旨趣，也是整个“世说新语时代”的文化风貌。

语及“玄韵”就不得不涉及魏晋玄学的定义，以此更好的理解“玄韵”之内涵。“经学束缚解除。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它的信仰。玄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

笔者认为这一概括是谨慎、科学、独到的，正是在这样玄学内涵的指引下才有了一次次玄学清谈的场面的出现，辑录在《世说》中，使其成为了魏晋清谈的“教科书”。

笔者认为清谈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更多的是带有审美性质的文化娱乐活动，是当时世家大族名士必备的文化素质。当时的清谈活动是带有一种“戏”的成份的，在这种“戏”中士人们通过智慧和精神的竞赛，展示着自己思辨的智慧的光芒。

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指出：“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流的表现形式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即魏晋名士的谈玄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据以上列举的材料，可以看出魏晋风流已经在《世说》得到体现，“谈玄”、“品题”、“任诞”占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上文也提到的魏晋士人饮酒没有节制的这一的现象，在《世说》随处可见，可以说士人饮酒是具有多重玄味的，第一，就是嗜酒放诞，挑战名教，典型的代表就是阮籍；

第二，对口腹之欲的放纵，体现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典型代表就是《世说·任诞第二十三》载：“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池中，便足了一生’”；第三，消忧解愁，典型代表就是，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这种魏晋风流的表现重要形式之一，正是《世说》饮宴活动的玄韵之所在。

饮宴文学的“玄韵”。《世说》的玄韵是当时饮宴活动之所在，在整个世说新语时代期间，在这些饮宴场所亦或创作的与饮宴有关的文学作品中透露这种玄韵。据统计《世说》全书条目共1130条。

《世说》辑录的条目，主要分布在晋朝时期，而这正是“玄韵”体现最明显的一个时期，饮宴文学创作也在这个时期走向了新的繁盛。

自曹魏时期至南朝刘宋时期饮宴诗文的，特点就是由缘情走向了典丽娱情的发展脉络，典型的代表的就是应瑒的《公宴诗》和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集》。从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若一场饮宴活动是皇帝或者统治者组织的，即所谓的公宴，饮宴赋诗的文学作品就缺少了《世说》中所带有的玄韵，而若当一场饮宴是同一阶层组织或者聚合的，文人宴会或者游宴，例如竹林集团、兰亭聚会，文人雅士所作的作品大都带有玄韵的味道，即所谓的游宴。

两晋时期两次比较著名的游宴聚会分别是：西晋石崇组织的的金谷园会和东晋王羲之组织的兰亭聚会。这两次聚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晋文人的在文学趣味上的不同选择。而从这两次聚会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性质不同的宴会之间并有绝对的界限，公宴、友宴与游宴，二合一或三合一这样的饮宴形式总是存在的，金谷园会就是其中的一例。

半个世纪后的永和九年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王凝之、王徽之等42在山阴兰亭聚会，饮酒赋诗，王羲之并为此作了《兰亭集序》。

参加金谷园会的诗人所作的《金谷诗集》没有流传下来，仅留下来一首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其文字虽清新感人但已有雕饰的痕迹，金谷园会虽有对“性命之不永，凋落之无期”的感叹，这种对于生命的忧患意识是自东汉末年一直延续下来的，“具列时人官号”，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晋文人更多的是忧患的荣华富贵的易逝。其诗中无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探讨，有大江之才的潘岳尚且如此，其他人的作品则可想而知，尚无于文学作品中表现其中的“玄韵”。

《兰亭集》则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王羲之有可能是模仿《金谷诗序》而作《兰亭集序》的，且其对金谷园会这样的一种文学活动是很赞许的。然至王羲之的时代，文人聚会，仅是“列叙时人”，没有了官位，少了西晋时期的富贵气，多了文人的雅生活的成分。这种“雅”在诗文中的展现更多的是多了一份清新自然和和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