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经”特指儒家经典，“群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等。

整理儒家经典最早在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设立“五经博士”，此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仪（后改为礼记）》《周易》《春秋》。但汉代“五经”不同于西周官学的《六艺》。

《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所传只有其中的“礼、乐（后失传）”，而“书”是书写文字，不同于孔子所传之《尚书》，“数”也不同于汉代的《易经》，而是计算、数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此两项相当于今天的“语文”和“算数”。

“射、御”是西周时期的基本军事技能，汉代不入“经”。

就是说，孔子对西周的“六艺”，主要传承的是其中的《礼》，而《诗经》《尚书》《春秋》是他删编和选定的教材，就是说孔子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诗经》《尚书》《礼经》《乐经》。

西汉在孔子《诗经》《尚书》《春秋》的基础上，另加《易经》和《礼记》，成为汉传“五经”。东汉时，增加《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朝进一步细化，分《礼》为三，即《周礼》《仪礼》《礼记（<小戴礼记>）》，《春秋》也一分为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但并不含东汉添加的《论语》和《孝经》，加上《诗》《书》《易》》故称九经。

唐文宗时期，又添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列入经学，是为十三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考核内容，儒学自此与政权结合，儒家以外的诸子之学因无进身之路而日益衰微，此事对后世，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影响深远。

司马迁虽为董仲舒弟子，但仍批评儒者过度拘泥典籍而忽略核心要义的研究弊端，他接受其父司马谈的观点，认为儒者其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也是东汉末文人士大夫发起“玄学”的根本原因之一（繁文缛节的考据和党锢之祸的迫害）。

据《史记·儒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易学家施雠、孟喜、梁丘贺，以及京房易学成为官方易学正统。因这四家均源自汉初的田何，且使用隶书文字，故被称为“今文易学”派。

今文经学强化儒学政治化，推动经学纬化发展。随着“谶纬神学”对易学的神化，《易纬》顺势而出，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以及“太极元气”说等神秘深奥理论，被引进易学，时称“内学”。

谶纬之学的兴盛，使传统儒经被边缘化。自此，神学化的经学成为两汉官学。到了东汉时期，注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今文经学，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古文易学”学派，后来居上，成为易学主流。

“谶纬之学”虽被魏晋之后的经学家批判，但其以《周易》卦象附会政治预言的做法，客观上强化了《周易》的神圣性。

正因为易学具有更为广阔的解说前景，适合发挥，既符合汉代统治者的需要，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儒家经典中备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

西汉后期，汉成帝诏令刘向、刘歆主持校勘宫廷藏书，刘歆在《六艺略》的目录排序中，《易》类文献被列为《六艺略》之首，这是《周易》第一次“名义上”列为“群经之首”。

但关于“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说法，却并未统一，有的说源于刘歆，有的说源于班固，还有人说“大道之源”之《道德经》，“群经之首”特指“易经”。

但把“大道之源”“群经之首”连用的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在宋代的儒家十三经中，《周易》撰作最早、时间跨度最大，班固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其《汉书·艺文志》也沿袭刘歆的书目编排次序，将《周易》列在最前。

而“二程”兄弟同是易学大家，于是程颐在《周易传》中提到了“大道之源”，“群经之首”。自此，《周易》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说法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