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一中国律师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晚年透露：我是有苦衷的

1948年，震惊全国的战犯审判在上海举行。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其罪行罄竹难书，本应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一位名叫江一平的中国律师，却甘愿为这个杀害同胞的战犯辩护。此举不仅令国人愤慨，更让他的家人无法接受。他的妻子提出离婚，父亲与他断绝关系，一时间舆论哗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在五卅运动中为学生奔走呼号的正义律师，走上了为战犯辩护的不归路？他真的是为了利益而背叛民族大义，还是另有隐情？多年后，年迈的江一平终于道出了当年不为人知的苦衷，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从法国归来的爱国律师

1898年的浙江，江一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江向明是当地有名的律师，深谙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1916年，年仅18岁的江一平便被父亲送往法国里昂大学攻读法学。在异国他乡，江一平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局势变迁，也深切体会到了一个法制完善的国家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在法国求学期间，江一平经常参加当地华人学生组织的各类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其他留法学生一道，在巴黎举行了声援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段经历让年轻的江一平更加坚定了学习西方法律、改革中国司法制度的决心。

1922年，学成归国的江一平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是远东地区最著名的英语教育机构之一，其法学院更是汇聚了众多海外归来的法学精英。在这里，江一平不仅完善了自己的法学理论体系，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

1924年，江一平获得圣约翰大学法学学位后，又进入复旦大学进修国际法。这一时期，他开始在上海滩开设律师事务所，专门为普通民众提供法律援助。他的事务所位于南京路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他为工人、学生等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开枪射杀示威学生，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参与示威的学生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主动担任被捕学生的辩护律师。他不顾英租界当局的威胁，连续多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最终使多名学生获释。

这次辩护让江一平在上海法律界声名鹊起。此后几年，他的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与工人、学生权益有关的案件。在当时的上海滩，江一平被誉为＂平民律师＂，许多无力支付律师费的普通百姓都会找他帮忙打官司。

从1925年到1927年间，江一平先后处理了十几起涉及工人权益的重大案件，其中包括日商纱厂压榨工人、英商洋行克扣工资等。他的辩护常常直指外国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这种做法虽然得罪了租界当局，但却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二、显贵之路与坚守底线

1927年底，江一平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虽然他在上海法律界享有盛名，但频繁为工人、学生辩护的行为得罪了不少租界要员。一些重要的商业案件开始转向其他律师事务所，这让他的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就在这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看中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律师。虞洽卿作为当时上海滩最具影响力的买办之一，与国民政府高层有着密切往来。在一次偶然的社交场合中，虞洽卿提出让江一平与自己的长女虞世英结婚。

这桩婚事在上海滩引起不小的轰动。虞世英比江一平大十岁，且已经是二婚。但在当时的上海，能与虞家联姻无疑是一条通往上流社会的捷径。1928年春，江一平与虞世英完婚，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到场的宾客几乎囊括了上海滩的政商名流。

婚后，江一平的事业开始步入快车道。1929年，他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1930年，东吴大学法学院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1932年，复旦大学更是破格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这些头衔为他带来了更多的高端客户，他的律师事务所也从南京路搬到了更为气派的外滩。

然而，江一平并未因为地位的提升而改变自己的立场。1933年，一起涉及日本商人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一家日资纱厂在事故中导致多名中国工人死伤，但厂方拒绝赔偿。虽然此时日本在上海的势力已经很大，但江一平仍然接下了这个案子，并最终为工人家属争取到了合理赔偿。

1936年，在虞洽卿的推荐下，江一平被选为国民制宪会议代表。这本应是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随即爆发的全面抗战打乱了一切计划。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大批难民涌入租界。江一平立即组织了难民救助会，利用自己的人脉筹集物资，在虹口等地设立难民收容所。

1939年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另立政权。由于江一平在上海的影响力，汪伪政权多次派人游说他出任司法部要职。面对优厚的条件，江一平断然拒绝。不仅如此，他还将汪伪政权的拉拢企图透露给了重庆方面。这一举动让他受到了汪伪特务的监视，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辗转前往重庆。

在重庆期间，江一平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尽管此时他已位居要职，但仍然坚持为因抗战逃难到重庆的难民提供法律援助。他在重庆开设的法律咨询处，成为了许多失去家园的上海人寻求帮助的地方。

三、战后的政治角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的江一平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返回上海协助处理战后相关事务。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在南京接受了冈村宁次的投降。然而，这位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命运却暗藏玄机。

1945年10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国民政府提出引渡冈村宁次的要求。按照规定，凡是在战争期间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军政要员，都应该被送往东京受审。但蒋介石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不予回应。

据当时在南京的外交官回忆，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曾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会谈内容始终未对外公布，但从此之后，国民政府对冈村宁次的态度明显转变。12月，军统特务机关将冈村宁次秘密转移到苏州的一处私人宅邸，由特务人员严密看管。

1946年初，全国各地掀起了要求惩办战犯的游行示威。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高喊＂严惩冈村宁次＂的口号。面对持续高涨的民意，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外宣布将在上海设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等人进行审判。

1946年7月，上海战犯法庭正式成立。然而，法庭的组建过程却充满争议。多位著名法学家和抗战时期的军事将领都婉拒了担任审判长的邀请。最终，一位没有任何审判经验的退役将军被任命为首席法官。

为冈村宁次挑选辩护律师的过程更是扑朔迷离。按照国际惯例，战犯可以自行选择辩护人。但冈村宁次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接受法庭指定的中国律师。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诸多猜测。

1947年12月，军统特务头目戴笠突然空难身亡。据知情人透露，就在空难前几天，戴笠曾与江一平在上海秘密会面。会面结束后不久，江一平便收到了法庭的正式通知，要求他担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

这一任命立即在上海引发轩然大波。许多报纸发表社论，质疑为什么要让一位中国律师为战犯辩护。一些民间团体甚至组织示威，将江一平的画像倒挂在街头。然而，面对这些质疑和抗议，江一平始终保持沉默，而法庭方面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1948年1月，冈村宁次战犯案正式开庭。庭审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各国的记者将镜头对准了这位中国辩护律师。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江一平的辩护策略并非否认战争罪行，而是着重强调了冈村宁次在投降过程中对维持秩序的＂贡献＂。这种辩护方式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也为随后的判决埋下了伏笔。

四、无罪判决的背后

1948年3月26日，上海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做出无罪判决。判决书长达87页，其中详细列举了冈村宁次在投降过程中＂维持治安＂、＂协助接收＂等＂功劳＂。这份判决书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抗议。

当天下午，上海各大高校的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手持＂法庭枉法＂、＂还我公道＂等标语，向最高当局请愿。南京、北平等地也相继爆发游行示威。一些报纸甚至公开指责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与法律公正背道而驰。

就在舆论沸腾之际，江一平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律师事务所遭到不明身份者的破坏，门窗被砸，墙上被涂写＂汉奸＂、＂卖国贼＂等字样。他的妻子虞世英在压力下提出离婚，并带着两个孩子搬离了家中。

1948年4月，江一平的父亲江向明在浙江老家发表声明，与这个＂不肖子＂断绝关系。声明中写道：＂吾儿江一平，不顾民族大义，为侵华战犯辩护，令祖宗蒙羞，吾与其断绝父子关系。＂这份声明被多家报纸转载，进一步加剧了对江一平的谴责。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冈村宁次案审理期间，美国驻华使馆曾多次与国民政府高层接触。根据后来解密的外交电报显示，麦克阿瑟司令部强烈建议不要将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受审，理由是这可能影响日本的战后重建。

1948年5月，一份来自重庆的秘密电报被国民党情报部门截获。电报中提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掌握了冈村宁次在投降时向国民党提供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涉及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武器库存和军事设施分布。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开，将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造成重大影响。

6月，江一平突然接到军统的秘密通知，要求他立即离开上海。当晚，他乘坐一艘商船前往香港。临行前，他将一份密封的文件交给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并嘱咐在二十年后再开封。

这份文件直到1968年才被公开。文件揭示，1945年底，冈村宁次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关于日军在中国各地埋藏武器弹药的详细资料。这些军火库大多建在偏远山区，如果处理不当，极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为了获取这些情报，国民党高层默许了冈村宁次的无罪辩护。

更令人震惊的是，文件中还提到，就在冈村宁次案开审前夕，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曾向江一平出示了一份关于其父亲江向明的调查材料。材料显示，如果江一平拒绝担任辩护律师，其父亲将面临＂通共＂的指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江向明会在儿子辩护成功后，匆忙发表断绝关系的声明。

五、晚年与历史真相

1949年1月，江一平在香港设立了新的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时期不同，他这次选择了一处偏僻的街区，低调行事。当年4月，上海解放。江一平收到了一封来自父亲的信，信中说明了当年断绝关系声明的真相，但父子二人此生再未相见。

1950年代初，江一平继续在香港从事律师工作，但案件数量大不如前。他将大量时间用于整理战时的文件资料。1953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冈村宁次案的始末。这份手稿一直未能完成，因为每次提笔，都会收到来自台湾方面的警告信件。

1956年，一位日本记者找到江一平，希望就冈村宁次案进行采访。面对记者的询问，江一平只说了一句话：＂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句话后来被多家媒体引用，成为这起案件的写照。

1960年，香港《华侨日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冈村宁次在东京去世。讣告发布后，有人在江一平的律师事务所门口发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份1945年的手写文件。这份文件记录了冈村宁次向国民党提供情报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内容，但没有署名。

1965年，江一平的妻子虞世英在台北去世。临终前，她留下一封信，承认当年提出离婚是受到军统的压力。信中还提到，1948年春天，有人曾威胁要揭发她父亲虞洽卿在日占时期与日方的商业往来，除非她与江一平离婚。

1970年，已经年过古稀的江一平接到一位老朋友的来信。信中提到，当年参与审判的一位法官已经在台北病逝，临终前坦言整个审判过程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剧本。这位法官还透露，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由最高当局的幕僚事先拟定的。

1975年春，江一平开始整理个人档案。他将所有与冈村宁次案相关的文件装入铁箱，并注明非到2000年不得开启。这个铁箱后来被转交给香港大学图书馆保管。在整理文件期间，他还收到一份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1947年的照片，显示戴笠曾与冈村宁次在苏州秘密会面。

1978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33周年之际，江一平在香港寓所孤身去世。他的遗物中有一份未完成的手稿，标题是《法律与政治之间》。手稿的最后一页写道：＂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沉默。当所有的当事人都已经离世，那些被掩盖的事实自然会浮出水面。＂

2000年，香港大学图书馆按照规定开启了江一平的档案铁箱。箱中除了大量文件外，还有一本详细的日记。日记记录了1947年至1948年期间，江一平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周旋，以及他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