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中，与东北边陲的高句丽王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话题。隋文帝开皇年间，虽然两国间有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与交流，但随着隋炀帝的即位，这种微妙的平衡逐渐被打破。

在隋炀帝的眼中，高句丽这个位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更是一个展示隋朝军威和恢复秦汉雄风的机会。高句丽自东汉末年以来，便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时而臣服，时而独立。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朝的关系更是复杂，时而结盟，时而对抗。

到了隋朝建立后，由于中原王朝太过强大，高句丽与隋朝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此外，高句丽还与突厥等北方民族有着联盟关系，这在隋炀帝看来，是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挑衅。

黄门侍郎裴矩，作为隋炀帝的重要谋臣，以高句丽本为箕子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劝说隋炀帝胁使高句丽王入朝。而裴矩之所以这样做，应该也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的。裴矩这个人能够善于判断局势，揣摩别人的心思，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使他成为了政坛上的“不倒翁”一类的角色。要不然也不会在隋炀帝死后，多次易主，先是跟随宇文化及，后来又归顺于唐，成为唐朝的官员

隋炀帝即位后，雄心勃勃，他渴望建立超越汉武帝的伟业，积极经营西域，扩大疆土，希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深知隋炀帝的心思，因此在随从隋炀帝巡视塞北时，例数高句丽不臣之举，认为高句丽本为箕子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提出了胁使高句丽王入朝的建议。

当然，裴矩也是颇有外交才能的一个人，曾组织西域27国的交易博览会，展现了天才的外交能力和组织能力 不仅成功地拉近了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还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这些国家愿意臣服于隋朝。因此，他提出胁使高句丽王入朝的建议，也是基于自己对外交事务的深刻理解和能力。

本质上讲，裴矩的建议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他低估了杨广对于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执念，也高估了大隋对于高句丽的威慑力。

所以，隋炀帝试图通过军事征服来实现对高句丽的控制，而高句丽则在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矛盾就此产生，且不可调和。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大隋朝在决策方面有什么失误的话，那这个失误就是所有决策都是建立在对高句丽的文化优越感之上的，而非是出于国家的真实利益而考虑。

为了征服高句丽，隋炀帝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准备工作。

这些准备涵盖了造船、征兵和物资调配等方面。据记载，为了应对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建造三百艘船，以供军队渡海之用。然而，由于监督劳役的官吏过于严苛，造船工匠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几乎无法休息，导致许多人因劳累过度而死。

此外，隋炀帝还集结了天下的军队，无论南北远近，都要汇聚于涿郡。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还额外征发了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以及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同时，河南、淮南、江南等地被命令制造戎车五万乘，用于装载衣甲幔幕，并征发了大量的民夫以供应军需。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共征集了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名士兵，这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步兵、骑兵、弓箭手等多种兵种。征发的民夫人数达到了二百万。

为了运输物资，隋炀帝征发了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只，将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运往涿郡。船只相连长达千余里，载满了兵甲及攻取之具。长期来往在路上的民夫有数十万人，道路上挤满了人，昼夜不停，死者的尸体堆积如山，臭秽满路，天下一片骚动。

毫无疑问，隋朝的这次军事动员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堪称历史上的奇迹。这场动员，不仅仅是为隋军的行军和作战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资，更展示了隋朝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所具备的雄厚实力，但除此之外，一无是处！

在历史上，类似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不多见，能与之相比的，也就只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也动员了庞大的兵力和物资。但差别在于，秦始皇成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往往伴随着更为合理的战略规划和政治稳定。而大隋朝不仅没有战略规划，更是缺乏政治稳定。

隋朝在征讨高句丽期间，国内其实还存在不少隐患和矛盾。

当时隋朝虽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其统治根基并不稳固，存在着贵族门阀之间尖锐的矛盾，以及民间南北差异导致的矛盾。隋炀帝在位期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官僚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但也加剧了皇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动摇了统治根基。

为了备战征辽，大量征发民夫运输军资，导致农业生产荒废，粮食短缺，谷价昂贵，百姓生活更加困难。同时，官吏的贪婪和压迫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隋炀帝第一次攻打高句丽前，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而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征战期间，农民起义的规模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如杨玄感的起兵更是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征战的失败。

所以，隋炀帝的这些准备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由于征兵和征用物资的规模过大，不仅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还因为严苛的征发和监督导致民不聊生，激起了民变。这些不满和怨气最终在隋炀帝统治末期爆发，成为了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这些政治层面的因素外，隋军还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只是一味地炫耀武力，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展示隋朝的国力，通过耀武扬威来震慑对手，使其不战而屈。

具体而言，隋炀帝本人在后方遥制，没有亲临前线指挥，导致24路大军缺乏统一协调，各自为战，无法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其败一也。

忽视地形和气候条件，导致行军和战斗中遇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困难，如雨季导致的粮草供应问题，其败二也。

缺乏对敌情的准确判断，不了解高句丽的军事实力和战术布置，导致战略上的误判，例如，高句丽采取的坚壁清野战术，使隋军在持久战中处于劣势，其败三也。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句话用在大隋身上就有些讽刺了，恃勇轻敌就是当时隋军的真实心态。

夫战，乃国家之重务，决生死，定兴衰，不可轻忽也。往昔，有帝欲广其疆界，遂征兵聚马，以壮军威。军旅如云，马匹成群，声势浩大，震古烁今，旌旆遮蔽日光，其军势之壮，宛若江水连绵，汹涌澎湃，未有断绝。

隋朝大军在大业八年（612年）三月底抵达辽河，刀枪如林，旌旗蔽空，隋炀帝命宇文恺修建浮桥，欲一战而定乾坤。浮桥修成后，隋军从西岸进攻。在浮桥延伸到距离对岸还差数米的位置时，高句丽趁机攻击，隋军无法登岸，死亡甚众，隋朝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于是隋军敛兵，少府监何稠接桥，诸军接连前进，大战于东安，击败高句丽军，高句丽军死亡上万人。隋军乘胜包围辽东城（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

在辽水畔的集结号吹响时，隋炀帝就明确表态了：“咱们这是去吊民伐罪，不是去抢功劳的。”他大概是想避免将领们为了个人荣誉而轻率行动，所以精心安排了三路大军，强调协同作战，不允许任何一路擅自行动，必须保持联络，步调一致。

而且，每次军事行动前，都必须向隋炀帝汇报，等待他的决策和命令。这一策略反映出隋炀帝对战争的态度：他似乎更注重保持帝国的威严和秩序，而不是追求的军事利益。

辽东城的高句丽守军，出城迎战老是碰一鼻子灰，只好缩回城里，关上大门，死守阵地。隋炀帝大手一挥，下令攻城，但又特别叮嘱将领们，如果对方要投降，就要笑脸相迎，别再打了。

可当辽东城快要被攻破时，高句丽的士兵就喊话要投降。隋朝的将领们听了，不敢轻举妄动，赶紧上报隋炀帝，等他老人家的指示。结果，等命令回来，高句丽的士兵们早就休息好了，城墙也加固了，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抵抗。

这样的戏码上演了一次又一次，隋炀帝却好像没看明白似的，还是坚持老办法。隋军虽然努力，但辽东城依旧稳如泰山。后来，炀帝亲自上阵，想要提振士气，但隋军的士气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加上辽东守军的顽强抵抗，一个月过去了，辽东城还是那个辽东城，一点没变。

再说，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带领着一支江、淮水师，沿着浿水（也就是今天朝鲜的大同江）一路高歌猛进，漂亮地击败了高句丽的军队。但胜利之后，来护儿将军可能有点太自信了，没听副总管周法尚的劝，挑了四万精兵直接向高句丽城池发起挑战。结果，哎，中了对方的埋伏，吃了大亏。

还好，剩下的隋军在周法尚的带领下，稳住了阵脚，安全撤了回来。来护儿将军呢，就暂时在海边扎营，可能是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次教训，也就没再参与其他隋军的行动了。

最后一战更惨，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一干将领兵分多路，粮草装备一应俱全，准备充分。但问题来了，因为带的东西实在太多，行军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士兵们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弃了一些粮草，但这又让补给线开始捉襟见肘。

这时，高句丽的大臣乙支文德玩起了心理战，跑来假投降。于仲文虽然犹豫过要不要拿下他，最后还是决定放他一马。不久后，九路隋军浩浩荡荡过河，追着乙支文德跑。这乙支文德也是个狡猾的狐狸，利用隋军疲惫的状态，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引诱隋军深入。

等到隋军真的筋疲力尽了，乙支文德又派人来假投降。宇文述一看这架势，心想，算了，撤吧。结果，撤退的隋军成了高句丽军的活靶子，四面楚歌，损失那叫一个惨重。只有卫文升的部队侥幸逃过一劫。

出发时九路大军加起来有30万5千人，气吞万里如虎，可回到辽东城的时候，只剩下了2700人，物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至此，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以失败告终。

这场战争的失败使得隋朝的军事和财政资源遭受重创，国力大减。其次，民间对隋炀帝的不满情绪高涨，认为他的穷兵黩武导致了国家的危机。这些不满情绪最终引发了各地的起义，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

十八家反王，三十六路烟尘，像是约好了似的，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烽火连天，烟尘滚滚，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