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无有子嗣，故此为了确保其权力的继承，在各个教区及修道院就用纹章作为该地区的标志，合法的继承人可使用此纹章或另创新章以维系教区势力的传承。十三世纪中叶，教会开始用纹章来辨别身份。由于主教在教会传统中被视为耶稣基督宗徒的继承人，为牧养人灵的领导，因而其纹章又被称为“牧徽”。

一、台湾地区的主教牧徽中国化

在牧徽中，宽边帽和主教礼帽、十字架、牧杖一般常被主教采用。十字架是主教尊严至高无上的表征而且严格限制只能用于教区主教。十五世纪，宗主教开始采用“双杠十字（即宗主教十字）”。十七世纪，总主教也跟进。主教仍保持用拉丁十字。现代社会所知的牧徽系统是1905年在时任教宗比约十世（Pope Pius X，1903-1914年在任）的指令下完成的。当一位新主教被任命后通常会将个人的纹饰与教区原有的纹饰组合而成他的牧徽，而主教牧徽的中国化进程则是从部分天主教神职人员随国民党退入台湾后开始的。1962年4月11日，台中监牧区升格为教区，蔡文兴为台中主教，其最早在牧徽中使用地标性标志即台中公园为主要内容，槟榔树及崇山峻岭均为台湾标志。1966年，台南主教罗光调升为台北总主教，其牧徽中间盾牌分上下两层天蓝地黄，地中一塔为衡阳城来雁塔，塔上十字象征天主教本地化。此外还有于斌枢机牧徽上的中华民国国徽、贾彦文总主教在嘉义时的西螺大桥、狄刚总主教的阿里山神木、洪山川总主教的监狱锁炼结成的M形及山川形象、钱志纯主教的“志”形、曾建次主教的“曾”字以及象征各族群的饰纹、刘丹桂主教的丹桂图样、王愈荣及黄兆明主教的斗笠以及刘振忠主教的忠信字样等，均形象地体现出天主教主教牧徽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化发展。

图1 蔡文兴主教牧徽

图2 罗光总主教牧徽

台湾地区主教牧徽的中国化发展体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本地化的强调与普世共融的理想共存。

第二，在个人要素中首先呈现的是国家民族意识，其次则是个人及地方或本土意识之表达，往往突出中华文字及地方风物的图像性，但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淡化而更为强调与普世教会及价值共融的一面。[1]

二、大陆地区的主教牧徽中国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天主教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在此之后新祝圣的主教们的牧徽中偶有出现地方化特色，如在2000年晋牧的献县教区李连贵主教牧徽左上角为沧州铁狮子（镇海吼）、右上角月季花是沧州和廊坊的市花。两个图案表示教区所管辖的范围，同时狮子代表广传福音的勇气而月季意味着忠贞爱情，表达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图3 李连贵主教牧徽

2018年9月22日，圣座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中梵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之后中梵关系不断向好，此后大陆地区陆续祝圣的主教牧徽也令人欣喜地出现了中国化的转变，如在2019年中梵签订临时协议后首位晋牧的乌兰察布教区姚顺主教牧徽上便出现了磨子山圣母朝圣地的标记，以求圣母护佑整个教区。

图4 姚顺主教牧徽

三、教会礼仪制度与主教牧徽中国化的现状与未来

《礼仪宪章》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于1963年12月4日颁布的关于礼仪改革的指导性牧民文件，是对现代社会中教会信仰生活影响较大的文件之一。《礼仪宪章》颁布后，天主教的礼仪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平信徒对礼仪的参与及本地语言和礼节的使用。然而在教会礼仪服饰方面虽然不再坚持祭服的款式而允许各地“主教团依各地区的习俗与需要决定”，并且近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已有不同款式的祭衣出现，在我国天主教会中也喊出了祭衣本地化的呼声，然而目前为止中国教会的礼仪服装尚未出现任何明显的改变，这一点尚任重而道远，其相关内容会在另文予以详述。而牧徽虽然并非舆服的一部分，但却作为一个标记而承担了礼仪的部分功能。其躲过了全盘西化时期的影响，在战后的台湾地区和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地区都出现在主教牧徽上的中国化元素则是值得欣喜的改变，并随着临时协议的签署而终于向全世界传递出了一个和平的信号，即中梵目前虽未建交但也不影响双方友好信任的对话，并且包含了愿意共同致力于未来和平愿景的努力。

[1] 古伟瀛：《主教牧徽中的地方意识》，载于古伟瀛著：《台湾天主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第247-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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